2013年1月22日星期二

转个天涯论坛的帖:[近代风云]长征野史

    先说明:我是转自天涯论坛朋友童安格发烧友的帖子,不是本人原创!贴这里是给google+的朋友分享.


按照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则,本朝历史是要由后朝来编撰的,古人这么做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己编自己的历史容易自我美化,不客观。但是目前的红朝是个例外,它完全垄断了本朝的历史编写,并且垄断了本朝的正统历史教育。所以,凡是非正统途径的历史,都可以算“野史”。不过,假设将来如果会改朝换代的话,那么很多历史内容应该会改写吧,就好像现在俄罗斯也改写了苏联的历史。后朝写前朝,虽然也不一定绝对客观,但是肯定比前朝自编可信度高了,这不是有一个公认的“回避原则”嘛。到那时,野史也许会变成正史,正史也许会变成野史,这也可算是辩证法了。本篇就写一下不见于正史的材料,关于长征的故事,一篇和正史大大不同的内容......






  中央红军这次被迫长征和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说没多大关系,要不各路红军全体窜出根据难道也都是李德博古指挥失误,问题出在国军主力打垮了国内各路军阀全都调来对付红军,而且蒋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步步为营慢慢收拢包围圈,而且一路搞封锁线修碉堡,国军打的一点不急并且严令各师不得冒进.这下红军悲剧了,搞运动战搞伏击搞围点打援这些战术全都用不上,随着包围圈的一步步缩小只有打阵地战硬拼了,如果还是老毛指挥也是一个下场,打不过咱们走!
  中央红军突围到其他地方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可是经过总公司(拱产国际)讨论批准的,而且指示他们先窜到张国焘的根据地避避风头,等着总公司再找几个军阀让他们和老蒋打起来再运动出来整个新的中央苏区,俄国人的计划很完美考虑的也挺周道,问题是当年中国骗钱的军阀很多有胆放马出来挑战南京中央的还真木有,直到红军都快被国军打断气了,才找到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发动了个两广事变和中央闹了闹事,蒋把国军主力紧急调了一部份南下,这让陕北红军喘了一口气,不过俄国的钱一骗到手,老陈和老李立马和南京中央和解,俄国人悲叹"中国军阀太坏咧,就一帮骗子"...
长征是拱产国际下的命令,而且中央在苏区进行了数月的充分准备.除了十几个政治局高层知道,下面所有人员全不知情,谁走谁留这个才是博古李德周洛甫王等所要讨论决定的,也不复杂,毛没问题,洛甫:毛虽然不懂理论,但他懂旁门左道的那一套,黑社会的切口帮派的规矩无所不知,以后路上和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用的上他...毛顺利过关,被中央派去了解突围口的敌军情况.也有挺倒霉的,瞿秋白何叔衡几次提出要求和中央一起走,被中央无情拒绝.这两人以后留下来转移至福建,何被国军击毙瞿秋白被俘,同时被俘的有项英的老婆,以后瞿秋白被枪决项英的老婆居然被国民政府无罪释放,不过项英一见到老婆就怒骂起来:"其他同志都就义了,为什么你没有死,你肯定是做了叛徒了..",项拔出枪当机立断,把老婆就给毙了.(国民谠太坏了,如果她真是叛变了革命,你出于人道主义,也该把她送米国去才对啊,让现在又多个海外侨胞多好)
  还有刘伯坚也被俘就义,临刑前,刘伯坚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必能得到解放”,可惜他老婆没看到这一天的来到,同年,刘伯坚的夫人王叔振同志死在王明路线的手里的,时间是1935年春,地点在闽西长汀县四都乡西面数十里的姜畲坑(四都医院所在地),“罪名”是“怕她被敌抓去破坏白区(主要是上海)党的组织”。
  最冤的还是瞿秋白,以后文革又被毛拿出来说事:"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周向首都红卫兵做了传达,早就摩拳擦掌的红卫兵立即啸聚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旋即被几百名红卫兵夷为平地。


  国民政府对红军各根据的围剿也是先期制订了周密的计划,按照现在时髦点的话来阐述,就是分两步走或三步四步走(国军想和拱军跳交谊舞,先走两步热热身,大家都来劲了,然后是慢三快四..)相对于中央苏区,可能还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苏区对南京国民政府距离近威胁大,国军一期作战计划剿的是张国焘,老张突然遭到十几万国民谠中央军和数万地方部队的合力围剿,这不鄂豫皖苏区也刚完成上海中央布置的肃反任务,连根据地原军长许继慎都被肃掉了.这个军长死的也莫名其妙,被保围局逮起来后也就说了句:"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就被定为改组派给毙了.其他那些被肃掉的就不说了,反正红军元气大伤,老张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赶紧撒丫子逃出根据地,留下个空壳红25军让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带着在根据地打游击.
  老张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没多久就窜入四川和陕西交界处,接着搞出了块川陕根据地.这不四川军阀打内战正打的不亦乐乎,而且坚决反对南京中央派部队入川作战,刘湘联合一帮本地军阀发表联合声明:"四川人民完全有能力自己搞定自己的事情,请南京中央还是多多关心下东北沦陷三千万同胞的悲惨境地,四川数千万民众,上自白发老人下到三尺小儿无日不思抗日救国...自古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蒋气的够呛:那你们自己剿吧,中央不负责了!川军还真的联合起二十万大军,和红四方面军大战了数场,不过川军各怀鬼胎,都想让别人成仁自己成功,仗打到最后自己人先闹了起来,这下张国焘把川陕根据地稳定了下来,给自己也搞了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干干.国军接着准备围剿中央苏区,为了不搞砸了,国民政府这次一点不敢大意,蒋为此还在庐山办了剿匪軍官训练团,并革新国军編制,把师下面的旅直接取消,改成师和团两级指挥.所以中央红军刚开始长征,是想去老张的川陕根据地...
 1933年春, 国军大部队纷纷南下,抵达南京中央指定地点集结待命.红军中央苏区已经感觉到这此老蒋是要大打出手了.隐蔽在国民政府里的地下人员传递出来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拱产国际赶紧给中央苏区送来个高级军事顾问---李德.一直到1933年秋,老蒋一声令下国军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开始进攻,不过这次大战国拱双方的军事顾问居然都是德国人到也是一件奇事,一开战红军就发现不管怎么引诱,国军就是不上当,没办法搞诱敌深入,而且国军用步步挺进稳扎稳打的战术来对付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红军法宝失灵,不得不玩点花样战术,想派出部队突击出包围圈,去进攻国民谠控制的大城市,借以把国军部队引去回防,不过两路突击部队全部被打了回来,这下只好在包围圈里和国民谠打阵地战死磕硬拼,这也是红军的无奈之举,关李德屁事.实际情况就是,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前线将领一致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李德博古不过是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也得说下,当年中国革命唯拱产国际马首是瞻,上海中央也就是个执行机构,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俄国拱产国际制定的,啥陈独秀错误路线,瞿秋白错误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都是胡扯,他们可都是在坚定不移的执行拱产国际的路线,只是俄国人胡搞,最后让他们背了黑锅做了替罪羊,这也就是总公司决策失误,把责任推给分公司总经理,说是他们没有深刻领会上级指示精神,以后毛也学会了...
  中央红军被国军围起来痛扁,只能是每天的痛苦又增加一点点,而且中央苏区处在内陆,没办法得到俄国的军火物资补给,老蒋也是厉害,下令封锁所有通往中央苏区的大小道路,掐断苏区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就算一下剿不了也困死红军.
  红军打一枪就少一发子弹,多一个伤员就多一份累赘.中央苏区也不能自己生产弹药,这不知识份子都在搞理论读马列,没人去搞科技创新,连颗子弹这样的底端产品都无法自己生产,搞得兵工厂只能修理些打坏的枪支,药品奇缺只能保证特供,形势是越来越严峻,还好国军也就慢慢推进,还一边打一边修公路.拱产国际也知道中央苏区坚持不了多久,下令突围.
  接到命令,中央苏区开始准备突围,也根本没想到以后会搞成长征,1934年7月,中央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目的,是想迷惑一下老蒋,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即将进行撒丫子逃跑,效果不太好,方志敏同志没多久成仁了...
  中央红军在苏区开展大规模准备运动,中革委发表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指出:“故人正在企图从四方八面来向着我基本苏区,实行总的进攻,‘胜利或死亡’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中革军委向中央苏区群众提出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宣言要求赤少队员和广大工农群众响应这一号召。!”同时要求谠团员以身作则来完成“每个人节省三升米的运动”。 六月一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每块铁,每斤铜锡、每粒子弹壳,为着消灭敌人!"号召苏区平民广泛收集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 做到每一区一营模范赤少队,准备在一声号召下就上前线去消灭敌人.斗争报发表了凯丰《应当把少先队变为红军的现成的后备军》,博古下令在苏区应在九、十、十一月三个月筹款八十万元,并加紧征集被毯.为着实现每个壮年青年的男女苏维埃公民全体加入赤少队,应当广大的吸收妇女来参加赤少队,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周说:目前战争形势的紧张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延迟。‘延迟就是罪恶’...红色中华报号召开展熬盐起动,说:江西省在中央所提出的熬盐号召下,决定在十月十五号以前全省发展熬盐厂一千个、每厂每天平均须有五千斤盐的生产量。
  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那一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 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
 国军围剿中央苏区准备了几乎半年刚开战,当年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搞笑的大事——福建事变,虽然对国军围剿红军影响不大,不过事变一发生还是把蒋委员长吓了一大跳,一连给福建事变的“总策划”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电:不要误信敌人挑拨,中央抗日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希望各位先总理的忠实学生,不要误入歧途,赶快到中央来任职。。。。
  这福建事变究竟是咋回事?,事要从国民谠要员陈铭枢说起,这19路军就是陈创建的,而且陈也是国民谠里坚决的拥蒋派,蒋也知道他忠诚,就任命他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坏就坏在国民谠里另一位政治大佬汪精卫和蒋捣乱,也任命了个陈济棠为广东省主席,一省俩国民谠的主席,这事挺搞笑。陈铭枢的部队不在广东,而陈济棠有大批地方部队支持,没办法陈铭枢赶紧逃进香港,在香港怕被陈济棠派人搞了暗杀接着又逃亡日本。蒋和汪在国民谠中央继续搞政治斗争,争夺中央的领导权,没多久蒋在一批国民谠元老的支持下大获全胜,陈铭枢接到中央电报赶紧从海外归来,蒋把整编过的19路军重新交给他,让他打回广东去!这时的广东已经被陈济棠牢牢掌控,陈济棠不但兵强马壮还从国外买来了飞机,搞了个航空队。。陈铭枢也知道无法回故乡做主席光宗耀祖了,干脆带着19路军去上海和日本皇军打了一场恶战——淞沪抗战,打完17路军被国民政府调往福建,准备进剿红军的中央苏区,而在香港的陈铭枢却被拱产国际派来的地下人员,用民族大义抗日才能救国等等大道理给说服了,老陈的革命觉悟在这一帮国际抗日同志的帮助下直线提升,他表态:我已经明白了,原来我一直追随的蒋其实早已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是个民族罪人,是个革命的叛徒,是个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从今天起,俺要彻底和他决裂。。。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举起联共抗日反蒋大旗,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19路军改名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第19路军",蔡廷锴任总司令,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其实这个政府就是跟着陈从香港来的一批国际拱产主义抗日战士给设计搞出来的,大家来瞧瞧这个福建革命政府的结构,“福建事变”的发动者们先后组建或筹办一系列冠有“人民”字眼的机构、单位或组织,如人民革命政府、生产人民谠、人民革命军、人民自卫军、人民报、人民通讯社、人民大学、人民法院、人民戏剧院、人民剧场、人民图书馆、人民出版所、人民印刷所。。。将福建划为四省——闽海、延建、兴泉、龙漳,还搞了个厦门直辖市(特别市)。所有福建的地下红色组织全被允许公开活动,这下全省到处都是红色传单红色标语,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日夜可闻。这个由陈铭枢李济深等国民谠大员搞起来的“人民政府”真要搞成了,简直就是一个红色之国,以后也用不着成立新中国了,这不现成就有了。
  对待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革命政府,拱产国际要求中央苏区赶紧和他们搞大联合,问题是红军上层高级将领全体不信:“怎么能信任国民谠反动派里的人会真干革命?这肯定是一场骗局,想把红军主力骗出根据地”。。。“红军真跑福建去,反动派早埋伏好了坐等呢!”。。。“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在搞投机”。
  中央苏区严重怀疑这批是假革命,不过接触接触也无妨,双方先签定和平协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各在该线不得部署主力部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或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立即释放在各牢狱中的对方战俘和政治犯。三、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抗日反帝团体革命民众武装组织。。。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等军事行动之准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民代表潘建行(潘汉年),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

陈铭枢李济深这些人是这样想,在中国成立一个继续实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把国民谠中央那些持有同样思想的同志拉过来,然后和拱产谠再次搞联合,这样一可以避免内战不断,外族得利的局面,二是可以联合起一切抗日力量,逼蒋抗日。不过他们首先没想到,红军都不肯和他们联合。拱产国际一再电令博古周洛甫,迅速和李济深陈铭枢组建联合政府,一起对付蒋介石反动派,不过一群红军将领全体反对,这下中央也不敢搞联合了,也就用了个“拖”字来糊弄拱产国际,而且签署的那个和平协议也只是想利用利用福建革命政府,帮着红军赚点钱。
  这个说来话长,自从中央苏区建立以后,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地主富农的钱财店铺房产土地统统被没收,闹腾完了苏区的商业完全绝迹,工业原本就木有也就有些小手工作坊,做豆腐的酿酒的榨油的磨米面的织造土布的,连这些小作坊也被农会给拾掇了,这不只要有雇工的就是剥削阶级,这下仿佛回到史前社会,全搞自耕自种,自磨豆腐自酿酒,搞出来的东西还不准卖,你要卖就说你想搞。。问题是苏区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机构人员要养活,还有红军的枪支弹药要补给,拱产国际让苏区自己想办法把问题解决,一要打仗,二要吃饭,还好苏区有矿,毛的弟弟亲自出面,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于是通过广东,苏区的矿产源源不断的输出,换回来宝贵的资金,苏区政府有了钱也就可以继续革命了,广东陈济棠手下的好几个师长,靠和红军做这种地下买卖发了大财,都在香港买了豪宅。双方的好日子很快被国民谠反动派给搅合了,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中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苏区中央急的团团转,刚好福建革命代表团来了,这下中央想出办法了,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下财政危机。


  拱产国际第一次下达的指示命令在中央苏区遭到抵制,这在当年让莫斯科百思不得其解,主要的根源还是那个从上海空降到苏区的博古在谠内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稳固,还有就是一帮红军中的土鳖派将领PK海龟派中央,在下面暗地搞串联怂恿大家闹事的就是老毛,这不存心捣乱吗!博古一度想把老毛抓起来审判,被周及时劝止了:“老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搞了一个团伙,现在大敌当前,咱们先忍忍吧。。。”。
  福建革命政府也就玩了56天就被蒋剿歇了菜,一帮政府首脑全坐船逃进香港,到香港又搞了个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大家继续做中央领导。毛这下大喜,赶紧发表讲话:“这国民谠里面有一些幼稚派,想搞第三条道路,不过不脱反动本质,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迷惑一下中国的民众,失败是必然的,迟早的!想我谠里面有一些人,居然想去和他们搞联合,简直不就是有病吗!”,苏区中央赶紧也发表声明,把福建革命政府骂了个体无完肤,接着让老毛也歇菜了,让他先自我反省,中央以观后效。也就是先不开除谠籍解除职务,保留待遇写检讨书,毛到是没写检讨书,写了一大推文章,博古看不懂问周:“这人是不是有毛病,要北上抗日!”于是把毛喊来一问,毛理直气壮:“抗日可是咱们当前形势下可以利用的大题目,博古你是不是读俄国书读傻了,俺们五千年的历史就讲究个名正言顺,当年刘邦去伐项羽,被一老汉拉住马头劝诫,赶紧让全军为楚王披麻戴孝,然后师出有名。。”博古一听确实有道理,反蒋抗日这不并不矛盾,反正日本帝国主义远在东北,俺们在江西也就喊喊口号,反而能得到许多愤青爱国贼的好感,何乐而不为!不过毛的文章都是项英替他写的,一场大祸被老毛轻松躲过。。。
 毛以后到了陕北,又发表文章大大赞扬了一番福建革命政府。这不此一时彼一时吗,毛已经是中央老大当然要表明自己当年是真的和拱产国际一条心,主要是博古李德那帮人在反对国际路线,以后这福建革命政府的领导也都参加了新中国,大家都闹了个大官做做,其实也就享受个待遇,政务没他们一点事。。。
  1957年因为匈牙利事件中央号召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让大家给谠中央提意见。陈铭枢先跳出来了,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 一番:“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 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毛显然不是华盛顿,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谠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 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 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陈劝老毛赶紧退休算了,省的以后被项羽鞭尸。。。毛大怒,谠报赶紧发表社论:陈铭枢公然诬蔑主席,陈铭枢简直就是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民革中央连忙举行了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铭枢大会,李济深说:“陈铭枢是一贯反动的老牌右派。他附和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他长期拥护蒋介石打击反蒋运动,他阻挠十九路军反蒋,阻挠十九路军抗日。自命为精通佛学,而醉心名位,厚颜无耻。他是一个从来不断反动,自顶至踵,全身恶毒的右派分子,对他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陈被定性为右派里的最高档次——极右!经过一连串的不停批斗,陈不得不向毛低头,毛不是当年的蒋,老陈也不想想自己在哪?在大量“事实”面前,陈铭枢不得不低头开始认罪。他说,他的反动言行是“严重的”,他表示“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陈铭枢说:“我承认我有一套完整的反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以及在北京、上海、山东组织小集团的阴谋活动的罪行;我承认我写的向谠进攻的‘反共万言书’的罪行;我承认企图利用佛教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罪行”。他还表示“要对自己的具体罪行,进一步作出书面交代,并愿意悔过自新,重新作人。”
  任何事都有前因后果,这福建革命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地上任何人会去干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有这样的解释——利益产生动力,理想产生动力,信仰产生动力,爱情产生动力!欧洲中世纪骑士的信条:为信仰而战,为国王而战,为爱情而战。。。福建革命政府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国民谠大佬李济深,他的背后就是孙总理的老婆宋女士。。当年孙总理逝世,宋女士还是个端庄的少妇,这就引来了众多的追求者,暗恋者。。宋女士这不起点太高,国父的遗孀,再寻找爱情已经绝对不可能,不过李是暗恋到刻骨铭心,这不老蒋娶了她妹子就成谠国领袖了,俺要。。。以后李成了宋国母的忠实粉丝,不过他没敢加入拱产国际,他以前也屠杀过拱产谠人,宋夫人反蒋李就反蒋,李以后处处和蒋捣乱,蒋刚开始不明真相,召开国民谠大佬会议,将李永远开除出谠,福建人民政府就是宋国母秉承拱产国际的指示,让自己的粉丝李去搞出来的,也就是宋是导演,李是总策划,其他那些人都是演员。。。国民谠中央心知肚明,但对这一段历史讳莫如深,以后李成了新中国的红人做了国家副主席,李的谠成了八个民主党派的第一大谠,也是宋国母在后面运作,李在反右中一言不发,也都是宋在保护他,而其他人全牺牲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当年张无忌的娘临死的时候这样和儿子说:“儿啊,你长大以后千万要当心女人,越是漂亮的越要当心。。”,有一种情,虽然不能相互拥有,却能使人刻骨铭心(私情),有一种酒只要一点点,就能醉你到天明(苦酒),李曾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国民谠陆军一级上将。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谠国大佬,居然甘愿抛却一切,到处拉人组队反对蒋的国民中央,这导致他一连被国民谠三次永远开除出谠,并全国通缉。李一点不后悔,为的只是博那女神一声赞许,这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宋姊姊的芳心。。抗日战争爆发,李在桂林任职期间,做着国民谠的官干着拱产谠的事,把拱产国际派来中国搞潜伏的越南重量级人物胡志明给释放了,国民谠中央这下开始怀疑李有问题。
  内战爆发,李在香港到处联络国内的各位故交旧识,一连策反陈明仁,卢汉,龙云,黄绍竑。。他确实是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大功,以后毛建国他顺理成章的也爬上了天安门城楼。很快李就感受到了恐怖,毛建国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李这个国家副主席也保不准哪天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被拖出去批斗打倒,李内心的痛苦惶恐确实已达肺腑,毕竟他已是一个耄耋老人,怎么经得起如此折腾,关键时刻还是那位红颜知己拉了他一把,从此他把批判揭露别人作为自保的一种手段,内心却是一万个不情愿,他批判的那些人都是紧紧追随了他几十年的革命同志和战友。。。1959年李在痛苦中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一生。比比那些“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处终”的革命同志,他还是幸运的。
  宋女士是一位国际战士这早不是秘密,苏联解体后得以解密的拱产国际绝密档案,明确谈到了宋庆龄的秘密身份.民国后一大批知识女性,争先恐后的投身革命,这个和当年民国的社会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国虽然在1911年爆发了武昌革命推翻了专制,但咱国不一直是个儒教国家吗,儒家几千年来提倡妇女要严守妇道,要三从四德,而且污蔑女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观念在民国依旧大行其道,这不彼得堡一声炮响,俄国人很快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当年还有很多国家都在忙着输出本国的意识形态,日本皇军有武士道精神,意大利有法西斯德国有纳粹,大家都在世界上忙着抢生意找同志).这俄国主义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并号召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妇女,起来参加革命,用行动来解救自己(巴西现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就曾经是个拱产谠游击队员,迪尔玛1967年结识记者克劳迪奥·加莱诺·利尼亚里斯,次年与加莱诺结婚。在丈夫鼓励下,迪尔玛加入地下游击队。身为游击队员的迪尔玛擅长使用武器、运用游击战术等。1970年,迪尔玛被捕,遭遇连续22天酷刑,包括鞭打、电击。迪尔玛此后在监狱中度过大约3年时光,1972年底获释。) 
  俄国的这套理论在各国都受到妇女界的隆重欢迎,中国女知识分子太少,这不大多数还是高官的太太小姐,有些就听信了俄国人的理论,秘密投身革命,这些人原本在家就闲得发慌,一切事都有佣人丫环伺侯着,这参加了革命加入了组织,得到了组织不断的理论灌输后,搞懂了自己将肩负起拯救全人类,解放全世界的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全激动的全身哆嗦,被洗了脑也就义无返顾了...

  再来说说拱产国际是个什么东东,拱产国际是1919年3月在列宁亲自领导下成立的国际性统一组织,总部设于莫斯科。与其相配套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等。由于拱产国际最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大都是从第二国际即"工人国际"原有支部里面分裂出来的,为了把号召世界革命的拱产国际与提倡改良主义的工人国际更加明确地区分开来,有时便采用第三国际的称呼。1921年7月,我谠在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宣告成立,正式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拱产国际成为中拱的实际领导者,上海中央直接从国际获取援助。
  拱产国际一直在"关怀"着中国革命,所有中国大的革命事件都有俄国人的直接干预,特别是国民党清拱后,俄国特使布留赫尔1927年来中国,接替罗易和鲍罗廷为第三国际代表。曾参加中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11月出席中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间断”革命,要不断进行武装暴动。中拱赶紧搞了个南昌起义,不过部队很快被国民谠反动派打散,国军还抓获了一个俄国军事顾问,这个叫库马宁的俄国顾问在国民谠的监狱里吃了八个月的牢饭,以后被国民政府驱逐出境了事.
  宋夫人为拱产国际做过一件大事,虽然没有成功,但事情有些搞笑情节.1931年4月25日,中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拱产国际的最高层想到了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不过这么大个买卖需要有个可靠的中间人,俄国人想到了宋女士,俄国人挺聪明,琢磨就算买卖不成宋女士也不会有危险,她不是国民谠的国父夫人吗!宋夫人愉快的接受了这个任务,1931年12月,宋庆龄按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拱谠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老蒋不干,这买卖没做成,不过蒋也不敢对宋夫人动粗,牛兰一直到抗战爆发才被国民政府释放回国.
 以前书上一直在混淆一个历史事实,毛不过是个根据地的一个领导人,和张国焘夏曦也就一个级别.而且毛初期是忠实的执行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也就是上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打哪里就打哪里!拱产国际指示要集中全力攻打大城市,毛显得比谁都要积极,毫不犹豫就率领基本上都拿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的红军,去进攻湖南省城长沙,而他的老婆就在城里,于是他老婆被何键枪毙.以后拱产国际下令在红军中肃反,毛和张以及夏都坚决的贯彻,不过很快就都搞成了清除异己的一场运动,可怜那些被消灭的同志,大部份都是农民出身,也不懂啥叫"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死的也确实有点糊涂.我谠中央一直潜伏在上海租界,拱产国际通过上海遥控指挥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后国民谠破获了一连串的我谠地下组织,上海中央被迫迁到江西苏区,中央到了苏区当然要直接领导苏区的革命,毛以前在苏区大搞肃反建立起来的唯我独尊被中央发现,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博古及时做了批判,毕竟中央的实际领导是拱产国际,毛被迫靠了边.以后建国后毛这样说:"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很臭很臭。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当年上海中央的情况先来介绍一下,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同年9月,上海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博古成为1931年9月-1935年1月中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而毛在当年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连张国焘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级别都远在毛之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主要是批判毛把肃反搞过了火,毛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只留了个苏维埃主席的虚职,毛被迫到福建长汀红军医院养病去了,不过福建事变中央苏区没有和福建方面组建联合政府,这个是老毛在下面和中央捣乱,不过就算毛没有被剥夺军权,同样也轮不到他在中央指手画脚,这就是他的政治级别不够,进不了中央的决策圈。以后毛把张国焘忽悠进陕北,同样也给他搞了个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当当,不过剥夺了老张的军权并大肆批判他折磨他,以后又轮到了王明,毛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呵呵。博古夺了毛的军权但他也不懂军事,这让李德这个拱产国际派到根据地来的军事顾问,一下登上了中央红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的宝座,博古李德周的组合出笼,这就是以后传说的三人团的来历,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负责保卫和安全,他们下面就是一帮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
 那这李德的来历又是如何,会不会是个江湖骗子或国民谠派来捣乱的特务(李德以后在长征中就被红军同志们这样怀疑过),这个要从1929年说起。。。拱产国际远东局1929年2月由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拱及远东其他国家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拱产国际人员和中拱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等;其三是军事顾问,即指导中拱的军事工作。 作为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拱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博古原本是想请弗雷德·施特恩到中央苏区指挥红军作战,不过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没从苏联到达上海,这才带上了李德,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得到肯定答复:“李德可以作为一个军事顾问,受中拱领导。”以后李德到了苏区,所有重大的军事决策居然都是这个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做出,然后发电给李德,所以可以这样说,李德是替弗雷德·施特恩同志背了黑锅,你说他有多冤啊!而就是这个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又改了个名,又去顾问西班牙内战去了。这位拱产国际的弗雷德·施特恩同志,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中国革命也是倒霉,反正总公司(拱产国际)决策失误,最后的帐全算到了分公司总经理头上,说好听点是为了向中国同志们有个交代,拱产国际也好糊弄下上级——伟大领袖斯大林,所以上海中央的领导人在十年间一连被莫斯科更换了四届,这也直接导致了新任中拱领导人的地位在谠内相当的不稳固,而且莫斯科派来或任命的“分公司总经理”有一个趋势,这就是越来越年轻(这俺就有亲身体会,单位里以前开完大会大家接着大吃大喝一通,不喝到全趴下不散伙,这不来了个八十后做领导,开完会让大家吃肯德基),博古1931年才24岁,这样的年纪居然成了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你想想那批根据地的红军将领能服这么个年轻人的领导吗!,如果不是拱产国际力挺,早被轰下台了。所以毛敢在下面搞小动作,鼓动一批人和中央对着干,毛最后能一举夺取中央的领导权,这也是拱产国际自己酿的苦酒,是俄国人自己一连串的胡搞而产生的后果,
  请示上海的拱产国际,指示来了——“应和国民谠军在根据地打一场大的战役,集中全部力量歼灭其两到三个师,使其停止攻势进攻....."有了这个指示,李德赶紧召集根据地红军将领制定了一个和国军做总决战的计划,最后地点被选定在广昌。
  计划一制定,李德就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锐之师,五万大军被调往广昌,其中还有少拱国际师,有老红军回忆:开战前“少拱国际师”在博生县大校场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三日后“少拱国际师”高举战旗威武雄壮地开赴广昌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有革命理想、军人知识、军纪等内容。军事训练开设了射击、投弹、刺杀等科目。战士们没有武器,平时练习射击都举着棍子空对空;练习刺杀则用长矛、木棍;练习投弹就用石头。为了尽快提高战士们的军事素质,全师上下还掀起了大比武竞赛热潮。 广昌保卫战,连续战斗18天。在赣南抚河两岸筑堡挖壕、阵地战、堡垒对堡垒,大刀、梭标、步枪对阵飞机大炮,死打硬拼,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白天打仗,晚上露营,早晨醒来,发现和死人睡在一起,夜间口渴,喝河沟水,晨起一看,河水红色。。。
  来的国军是陈诚指挥的三个中央军精锐师,这些部队是经过北伐,中原大战等等一系列恶战,,而且装备精良(相对于红军),红军这次是啃到了硬骨头。上去冲锋的根本到不了国军面前,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的李德,立即下令停止蛮干搞夜战。这李德确实是有一套,指示红军:利用夜晚做掩护,用优势兵力攻击,突入敌阵和敌人搅在一起,让敌人的优势火力发挥不出来。。。。果然国军挡不住了,夜里被红军在阵地上全灭,不过这种打法红军伤亡也很大,毕竟要顶着枪林弹雨冲入国军的阵地,一到白天,国军又靠着优势火力重新占领了红军夺取的阵地。。。。
  广昌战役被搞成了红军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战况之惨烈,红军伤亡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战前连防守广昌红军的撤退道路,红军总指挥部都想埋上土地雷,并拆毁小河上连接后方的所有桥梁,前方指挥员集体抗争:如果红军要补给怎么办?,这才作罢,而且一再严令前方红军不得后撤一步,要与敌人‘寸土必争’,违令者以叛徒论处!
  所以一开战就成了拼命战,广昌外围阵地争夺战,这里的地形是岗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双方利用。因而胜败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火力的强弱。国军的武器远比红军精良,拥有充分的弹药,以炽盛的火力对红军组成弹幕射击。红军部队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精神,一拨接一拔地前仆后继,向蒋军猛冲.红军的战斗员虽然无比英勇,但在炽盛的火网压制下,且又寡不敌众,伤亡极为惨重。不到五百公尺的阵地正面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之多,断头缺足,惨不忍睹。其中发现有佩手抢和望远镜者,乃为中上级指挥员,亲自参加冲锋...
  伤亡惨重,李德命令部队退入红军临时修筑的堡垒中,和敌人搞堡垒战.不过国军有飞机重炮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红军这样硬拼还不越打越悲剧,没坚持多久,红军堡垒都被炸成一片焦土,断壁残垣。有一个营坚守在所谓“永久工事”中,在敌机和炮火轰击下竟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战后,由于第十四师伤亡过大,难以为继,中革军委不得已撤销了这个具有光荣战史的部队。打到最激烈的关头,连搞运输的"民工队",都被派上了阵地,和国军搞肉搏战...
  朱在广昌红军野战医院看到源源不断抬下来的伤员,痛心地说:“红军从未打过这样的仗呀,伤亡太大了!” 一般一支部队伤亡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部队就算已经被打残,肯定将退出战斗序列.这也是任何一支部队,不可能全是战斗人员,不过红军却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这个国军绝对是望尘莫及,自愧不如的,广昌战役几支主力红军伤亡都达到百分之五六十,以后书上不得不沉痛的评价其为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几乎将红军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无力再战不得不去突围长征,不过也不是红军无能,主要还是李德那小子不懂军事,硬要倒背着手冒充大尾巴鹰,洋鬼子害死人啊!
  以后毛在延安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要彻底把王明玩趴下,他这样评价李德:"我们靠请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指导我们,希望从他那获得灵丹妙药,获得伟大的胜利,结局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外国顾问的指导之下,我们付出一个比一个惨重的损失。"
  在场的李德当场反驳:"关我鸟事啊!当年我不过是个军事顾问,是你们硬要我指挥,现在...."也有为李德鸣不平的,有红军指挥员就这样说:当年那种情形下,你们到是说说仗该怎么打?事后诸葛亮谁不会做,李德不过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换了谁指挥都一个遒样...
  李德一直被书上大骂,不过他搞的突击战夜战-------面对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应该迅速突击进敌人的阵地或队伍中去,使敌人的优势火力发挥不出来.这种战术以后在朝鲜战场,被广泛使用,大力推广.而且李德还被延安的红军大学请去做了个战术教员,这说明中央也知道军事方面李德无可挑剔,主要是这小子在错误的时间,跑到了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个错误的总指挥!
  中国谠内的政治斗争把李搞惨了,李德在延安一直闹着要回国,最后中央同意了,毛派人警告他:"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你还是最好保持沉默”,李回去后确实也没敢多说,他的上级早就替他说了,不过他为了自辩,写下一本《中国记事》.
  博古李德周搞出的"三人团",也是为了对付老蒋发动的这次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也就是把所有权力统一集中起来,便于中央指挥对敌斗争.想法没错,也就搞了个"三人帮",却引发了其他那些同为留苏派政治局委员的同志们强烈得不满,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圈之外,加上红军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他们先是发牢骚说怪话,瞧瞧三人团没把他们当回事,这下洛甫先和博古拍了桌子,还有个老王也怒了!这让一直在边上冷眼旁观的毛大喜,当年博古他们刚到中央苏区,毛就让一帮自己的粉丝和中央搞‘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直到一连被中央批判了好几次毛才老实了,不老实也不行,博古威胁说要把老毛送俄国去,接受上级组织的再教育.
  那是不是真的是拱产国际真的因为不了解中央苏区的情况,在重大问题上决策失当,好像问题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拱产国际代表一直强调运动战的原则:“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李德同样头脑清醒:“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最后能搞成和国军决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毛以前如果没有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他也不可能成为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历次反围剿都是拱产国际制定的反围剿计划,毛不过是执行而已,毛是痛恨上海中央来了以后,就夺了他的军权打击了他的威信,他天天在琢磨怎么搞掉这个拱产国际派来的中央,恢复自己在苏区说一不二的权力,为了这一天,老毛在等待时机...


  广昌之战打完,红军主力几乎拼光,中央苏区也被国军分割成了几小块,红都瑞金已无险可守。中央剩下的事就是准备撤离苏区,去搞“战略大转移”。还好国军攻下广昌并没急进,还在那里搞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过红军的兵力变化不大,从开战时的十几万红军到长征出发,红军还是十几万,这咋回事?这红军和其他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不管怎么打战士死的多干部死的少,往往一场大战下来最后就剩一群干部,这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部队退下来赶紧大规模补充新兵,只要干部把人重新编好队,教会他们怎么装子弹拼刺刀,接着又可上前线。这红军自开战后一连“招收”了16万红军新战士补充进部队,所以部队还是那支部队,干部也还是那群干部,不过战士已经换了好几茬。。
  红军最后虽然兵力还是十几万,也就是那些英勇善战的老兵已经都换成了一群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加之几场大战下来,枪械损失巨大又没地方补给,红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了。
  现在那些所谓的影视作品,把抗战时期的日本军队差不多都描绘成了一群无脑的蠢蛋,凶残的傻瓜。被我英勇无敌的游击队和八路军,新四军玩的团团转打的丢盔弃甲,满地找牙.可能不这么拍通不过审查,而且越拍情节越离奇,神勇的我军战士,居然用手榴弹就能把在空中飞的日本战斗机给炸了,而且八路女战士拿着二战后才发明的美军狙击步枪在狂射皇军,打的那个冷静沉着,一会儿皇军躺下一百多,也没见她装弹.游击队全成了武林高手,一个个都会飞檐走壁,腾云驾雾,在空中朝几十个鬼子兵一个"如来神掌"下去,鬼子.....这些影视作品也就是些现代神话故事,皇军真要那么无能,中国军民还要打八年抗战?就讲一个真实的战斗故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支一万多人的八路军部队,出发去收复晋北一个被日本皇军占领了多年的县城,这县里驻了日军的一个大队(营),他们拒不向八路军缴械,说是奉令只能对国军投降,那就打吧.一万多人攻了十多天,伤亡达到两千多,硬是没攻下来,以后日军把县城让给了晋军,八路来放了两枪,晋军赶紧开门投降了.
  写以上这些也就是引出下面的话题,和红军相比,皇军作战完全是两个模式.皇军打仗,军官拿把指挥刀必须先冲在前面,这叫身先士卒,你军官都躲后面,如何激励士兵,和敌军拼死搏杀.所以皇军的战斗力确实厉害,苏军在外蒙诺门罕战役就吃过日军的苦头,一个日本的二流师团,和优势苏军玩尸山血海,寸步不让.....朱可夫同志最后不得不下令,在苏军的坦克盖上加锁,防备坦克手一见日军抱着炸药冲过来,就赶紧丢下坦克逃命,打完这仗苏联是彻底怕上日本了,加上苏联在国内搞出一系列的清洗,肃反,苏联政权非常不稳,如果遇到外敌入侵简直不可想象!而日本皇军还真有个北进计划,还搞了个关东军大演习向苏联“亮了一下肌肉”.斯大林琢磨应尽快让日军和国民谠打起来,把祸水引向中国,让皇军陷进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里,使其无力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等中日之战真打起来了,苏联又搞出了个张鼓峰之战,日军用拼刺刀就把苏军赶出了张鼓峰,又狠狠地教训了一把俄国红毛子,入侵中国的日军这时正在准备和国军打武汉会战,天皇下令关东军不得在扩大事态,皇军才罢手。俄国老毛子也就特能吹,他的历史书也是专门为糊弄本国群众的。
  抗日战争确实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策划者,爆发后一大批苏联情报人员居然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情报来源你就琢磨琢磨吧!而苏联表面上派出航空队帮助国民政府抗日,暗地里却一再要求和日本政府媾和,等<日苏友好条约>签定,苏联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他在东方的领土(包括外蒙)这下安全了,苏联红军可以腾出手去欧洲"打土豪,分田地",赶紧和同样也很猛的希特勒同志签署了<苏德友好条约>,于是双方联手入侵波兰,把一个弱小的波兰二一添作五就给分了,二战其实就是这三个朋友(日苏德)联合发动的,以后又加入个意大利.苏联和德国在最友好的时期,甚至在讨论如何瓜分中东.
  以后二战打完,苏联人几乎占领了半个欧洲,如何保住这些"胜利果实",又成了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因为欧洲一直有民主的传统,苏联在这些东欧国家搞极权统治,引发了各国老百姓的普遍不满,地下抵抗一直不断,政权也都非常的不稳,还有大批不甘被奴役的人民,踏上了逃亡之路,从东欧逃到西欧.而且西方民主国家也有一大批鹰派政治家或将领(如丘吉尔和巴顿),强列要求美国带头和苏联宣战,把东欧先解放了再说.也就是怕他个鸟,美国有原子弹,一旦打起来斯大林要是不从东欧撤兵,那么他就等着莫斯科也挨上两枚核弹玩玩吧...斯大林又玩起了老把戏,苏联的计划就是把美军主力牵扯进亚洲,为他的东欧占领区解除威胁.
  中国内战爆发,美国没参与,这让斯大林很痛苦,接着朝鲜战争爆发,这下美国不能不管了,斯大林把毛请到莫斯科,把在东亚发展拱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亲自授予他,这下毛要为东亚拱产革命拼老命了...1950年7月联合国投票谴责北朝鲜为侵略者,要组织联合国军入朝参战,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居然退出会场抗义,当年苏联只要行使下否决权,这联合国军也就没办法组了,(百度上这样说:在苏联代表因自1950年1月起抗义中国代表席位被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占有而故意缺席的情况下,以13: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情况下动议得到通过,但苏联解体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公开,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前返回安理会,以便行使否决权,反对联合国通过不利于朝鲜的决议,但被斯大林拒绝了,这是斯大林故意让联合国通过朝鲜战争决议。。。)俄国人可不傻,中国以后成了一个国家在和二十几个国家对抗(十五个国家派兵,六个国家派出医队).....短短几十年,中国就被俄国耍了两次.
  打不过那就逃吧,1934年10月10号夜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踏上了漫漫的征途(10月10号之所以没被新中国定为重要节日,因为这一天也是国民政府的双十节),红军首先安全通过粤军防线,这不双方一直合作做买卖做的非常愉快,感情深厚啊!粤军还真有点舍不得让红军离开,不过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买卖做久了要让南京知道可不得了,等红军过完,粤军开枪为“兄弟们”送行!红军这是在逃跑,按常理推断,出了根据地,红军该一路狂奔,撒丫子猛窜。奇就奇在,红军好像是出门旅游观光的老年团,走得是慢慢腾腾,不慌不忙,一天推进也就二三十里,红军这是咋了?难道不明白国民谠中央军要是火速追过来,非悲剧不可。博古李德周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却无可奈何。这不苏区还有个苏维埃政府,红军出发他们下令把苏区能带的全要带上,说的也理真气壮:“咱们苏区整点家当容易吗!不能留给国民谠反动派,这是苏区的公有资产,你们崽卖爷田不心痛是不”。博古吵不过他们一群,只好投降:“带吧带吧,最后还不得全扔了。。。”这下搞笑了,由于并没想到以后会搞成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因而携带了许多“坛坛罐罐”,“破破烂烂” 。根据地工厂的车床、印钞机以及石印机等设备都被拆下装箱,野战医院甚至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部队臃肿、负担沉重,搬运的队伍绵延了好几十里,行起军来非常壮观。。
  红军搞笑国军也搞笑,这红军都突围一个多月了,国军还在根据地里搞步步紧逼,慢慢推进。有老百姓来报告,说红军早已经跑了。国军死活不信,以为肯定又是红军派来的细作,把国军诓骗上当,好搞诱敌深入,所以来一个赶出去一个。。

  国军打进苏区,就像以后德军打进了苏联,在当地百姓的指认下,一个又一个万人坑被发掘了出来,少的几百人多的数千。所以毛以后在建国后干的事,其实早在江西苏区他早就干过了,后来谠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悲剧,不过被肃反的红军人数有争议,军史专家有的说十万,也有的说不会超过三万。。。
  毛就是用这样的手段,让自己成了江西红军的领袖,让所有人都顶礼膜拜在自己的脚下,不然后果很严重,下场很悲惨,他的这种手段,却得到了当年拱产国际的表扬,认为他是坚定的执行国际路线的“标兵”,并批评江西根据地的红军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朱——太心慈手软了,不消灭叛徒,内奸,反动分子如何夺取革命的胜利!
  毛主持的肃反主要是想把红军里的那些反对派或政治对手连根拔除,目的是相当明确,所以这种肃反也就格外恐怖,一肃就牵连一大批,也就是人越杀越多。毛亲自领导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这次肃反的起因就是毛觉得军内有“不同声音”,一部分人起来指责毛独断专行和想搞一言堂,红军很多干部想推选朴实忠厚的朱出来领导部队,毛怎么能让这样的”阴谋“得逞。队伍带到吉安城外以后,立刻开始肃反,保卫局得到指示:凡是家庭成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以上的都是肃反对象。。。。毛以后这样说:“我们杀了4500人,但是,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毛以后又搞了个江西苏区大肃反,把反对他的江西行委一锅端,在审讯中不许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这样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被一批一批的拉出去处决,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甚至是锄头行刑。毛通过肃反很快建立起自己在苏区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最高权威,在他面前再也没有人敢说个“不”字,连苏区红军的高级将领也都成了毛的“执行机器”,在毛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朱以后这样告诉张国焘)。
  毛的肃反搞过了火,中央到苏区后除了批评他一通之外也拿他没办法,这不他搞肃反也是在坚定不移的执行中央的决议,方向上并没有错,出了问题毛也完全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的执行人员,狡辩说主要是他们把肃反搞扩大化了,难道中央能把苏区干部全都抓起来?说白了肃反也不是就他一个人搞过了火,其他根据地也都差不多,大家都在用这种办法清除异己,树立自己的权威。
  毛以后一直把肃反当做自己的一件“法宝”——要牢牢的掌控大权就要不停的搞肃反,就要人为制造恐怖气氛,肃的人人胆寒,个个发抖。你要仔细琢磨一下毛的成长之路,他上了井冈山就把当地的王佐袁文才给肃了,以后到了江西苏区又把江西行委的一帮土著反对派给肃了,到了陕北刘志丹也就完了,到了延安又搞了一场整风运动,这当然也是一场肃反,只是名字改成了运动。建国后那一场场的运动,就是一场场的肃反,区别就是每次肃的方向不同,领域不同,所以倒霉的人群也不同,当年群众一听说运动又要来了,无不闻之变色。最后毛搞了最大的一场肃反——文化大革命,这次他是想把跟着“刘凳”走的整个中央都肃了,让老婆江再搞一个新中央,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肃反专家康生又请了出来,让他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指导老婆大肃特肃。。。
  1934年11月10日,国军攻陷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这才发觉红军主力真的早跑了。随军各大报记者报道苏区到处呈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的惨象。苏区基本已无年轻壮劳力,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没有粮食药品,反正任何物品一概没有,老百姓连钱也没有,如果不赶紧运进粮食药品,大批饿死人和瘟疫就会很快发生。。。报纸上说的也基本没错,这也是红军撤退前把老百姓手上能征集到的东西都给征集了个光,把14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都补充进了红军,当地百姓也不是手上没钱,只是他们用的苏区货币,国军来了后也就成废纸了(如果放到现在他们就发了,一张能卖好几万),这苏区成立了自己的苏维埃银行,发行印着列宁头像的苏区货币,并规定苏区里不得流通任何其他货币,也不准老百姓私下买卖各自的土产,只准售卖给公营商店,老百姓没办法只能把钱都换成了苏区货币,也好买点基本生活用品,如煤油肥皂火柴之类的。这下在国统区流通的纸币,银元都成了外汇,就算流入苏区也无法使用,全都流入了苏区政府的手里,苏区政府也就用印刷机多印点纸币就换过来了,这些外汇被苏区拿去国统区换成了急需的物资(子弹,炸药,布匹,西药,工厂的机械。。。),当年农村谁家有头耕牛和现在有辆联合收割机也差不多,所以只有富农或地主家才有,红军一来把地主富农就给“斗争”了,接着分田地。那牛怎么分?干脆杀了大家先饱餐一顿,地主富农家的黄金白银这些财产被收缴归公,红军出发时把这批东西熔铸成了金锭银锭,也带跑了。
  所以红军走后,苏区百姓几乎一无所有,这确实不假。

  三国演义上的那首诗写的不错“。。。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可怜苏区有数十万先后起来参加革命的热血男儿,舍生忘死闹革命、青春无悔战疆场,没有被敌人用机枪突突了,却死在自己人的打狗棍、杀猪刀下,真是壮志未酬空余恨,临死唯留泪两行。这也是当年革命形势非常复杂,敌我斗争从地上斗到地下,这国民谠反动派以前也是靠地下斗争起家的,再加上象老毛这种红军大干部、带领军队每到一地,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往往会对当地原有的权力秩序重新洗牌,改编其武装、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甚至借肃反除奸之名、行剪除异己之实,情况正如袁文才对王佐所言:“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这就造成了根据地的许多悲剧,群众悲叹"革命革命,把一家人的命都革掉了”。。。
  自从中央从上海搬到苏区,“土马列”跟“洋马列”的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红军中各种势力派系林立,大家各组团队,拉帮结派搞权力斗争。这种现象在苏区出现,也就是中央的权威还没有被高度的树立起来,所以说蒋的这次反围剿来的非常不是时候,要是晚个一年,也许就没毛以后会成为红军领袖的故事了。
  江西直到1983年才为红军时期的那些肃反掉的同志平反昭雪,人数达到二万二千余人,这些还都是有家人一直在不断申诉的,而那些整个家族都被肃掉的,或没有后代活下来的,他们的名字都已经无人知道了,又有谁会去为他们鸣冤平反。1949年江西解放,整个苏区居然没有发现一个谠员,难道全是国民谠的宣传造成的?这难道和当年红军在当地的政策过激失当,造成的恶果不无关系吗。写到这里,无限感叹道:“革命也好反动也好,往事不堪回首,胜也罢败也罢,都是百姓命苦,兴亡满目,徒然后人背因果”。
  中央会让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去吸引国军兵力,原因就是方志敏一直是李立三在红军中的支持者,李立三在中央已经失势,方也跟着倒霉。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不过也留下了一部分兵力,让项陈龚(参谋长)带着打游击,这三人要么是犯过错误,龚楚曾经被开除出谠一年,要么在下面暗地里对抗中央。陈因为在前线指挥战斗受了重伤,刚做完手术在医院里修养,听说中央的出发名单里没他,让人把他抬到博古的指挥部讨说法,博古见陈到来,立刻上前握手,表示歉意:“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去看望”。接着就解释:“此次撤出本想把他抬走,但因他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名望,谠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到中央苏区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他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说的多好听,把陈气的够呛。 当时人们议论,这样重伤的干部留下来,是凶多吉少。 
  部队留下来有一万多,番号一大群,都是从各支红军部队里分出来的老弱病残,平均五个人一支枪加两把大刀,还把三万红军伤员全部留在了根据地,也让项陈龚带着他们打游击。这游击战怎么打,突围又突不出去,陈诚把瑞金地区围的和铁桶一般,最后部队全部被打散,项和陈带着二十多人穿着便衣,翻越几座大山,好不容易摆脱追击的敌军,算是捡了条命,龚单独跑出来没多久就去向国军投诚了。
  中央红军这次长征的目的地早已决定,当然计划也是拱产国际制定的,就是去张国焘的川陕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离苏联近,实在不行红军可以朝外蒙突围,还电令中央红军把正在湘鄂边流浪的贺胡子也带上,合兵一处一起窜.
  行军就讲究个兵贵神速,这又是在突围,又不是窜出根据地到敌占区搞参观访问.中央红军带着这么多破破烂烂,坛坛罐罐,行军如蜗牛爬,还好蒋设的三道封锁线,守军都是各省地方部队,大家都不想和红军拼老命,全让开路放红军过去,再放两枪为他们送行,和国民谠中央胡乱汇报下了事,蒋接报立即从江西主战场分兵十万,让薛岳、周浑元带队去追击红军.红军一连突破三道封锁线也没进行大的战斗,不过兵力已损失两万,这又是咋回事?因为从1928年打到1934年,经过6年的内战,中央苏区十几个县,人口密度又不是很大,兵源已经枯竭。首先是赤卫队,23岁到50岁的所有青壮年男女都编到赤卫队,然后是15岁到22岁的少赤队,15岁以下是儿童团,所以差不多所有男子都编进准军事队伍。红军在长征时的兵源,或者身体不是太好,或者年纪比较大了。出发前他们都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不懂得打仗,很多士兵没有鞋子,没有军装,没有武器,被国民谠反动派讥笑为"三无人员".这损失的约2万人,大部分是新兵,因为想家而作了逃兵.回到家乡,瑞金地区六县已经成了国民政府新设的"特区",他们被国民谠全都送进了感化院,以后放出来也都老老实实做了个农民,就是解放后也不敢透露自己曾经做过红军.
  红军还剩了八万,其中有挑夫一万多.行军的队伍如此大摇大摆,浩浩荡荡.而且好像还怕国民谠反动派不知道从哪条路追,一路走还一路刷标语.红军的行踪很快被空中的"反动派"飞机发现,国民政府赶紧又搞出个湘江防线,严令周边四省把部队火速调过来剿匪,红军这次麻烦大咧.调过来的桂军湘军可是非常能战斗的部队,大清的湘军不是把太平天国都给剿灭了,桂军则训练有素,而且有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指挥,不过一开始,湘桂两省也没想和红军死拼,也都想让他过去得了,所以何键指挥的湘军迟迟没赶到湘江,让红军抢占了渡口,搭起了浮桥,湘军想看看红军是不是想进入湖南搞根据地,如果是就拼命.桂军也不傻,崇禧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对红军执行的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尽快送走”的方针,桂军由于部队少,正规军只有2个军5个师总共约3万人,红军有8万人,桂军不愿与红军硬拼。桂军先让路,灌兴的桂军主力于22日南撤,27日返回,让了6天的时间。本以为红军已经走的差不多了,但红军实在太不知趣,走的太慢,桂军不明真相,以为红军真想赖在广西不走了,这下惹毛了桂军。
  桂军于28日率先向红军开战。桂军投入的兵力大约7个团,。桂军24师为了不让中央军入桂,甚至与跟的太紧的中央军打了一仗,中央军赶紧后退20余里,然后在那里观战,因此,湘江战役中央军其实没怎么打,坐看红军与桂军和湘军血拼。 
  红军的行军队列是林彪的军团在前,中央纵队带着大批挑夫走在中间,彭的军团殿后掩护.首先过江的红军派出了很多侦察队去侦察湘军的动向,坏就坏在这些侦察队在敌占区大撒传单,说是红军要"打进长沙城,活捉军阀何键",何键拿到传单一瞧,下令湘军全线出击,务必将来犯之红军统统赶下江去!这下湘军也拼上命了,林的兵团在前线拼死抵抗,一在电令中央纵队赶紧来渡江,中央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最后林彪急了,给中央拍发了份明码电报:"娘地,都给老子快点".都到这时侯了,东西还是舍不得扔,中央依旧走的很淡定,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而形势已经相当危急了,一股湘军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林聂左等首长差点都当了俘虏。
  而到了浮桥边,当然要让首长先走,大批挑夫在江边为了让中央纵队安全渡江,不得不留在原地,也没人去管他们,很快被湘军当成红军大部队,一批批炮弹打了过来,这下全扔下担子四散奔逃了.逃就逃吧.这些人现在已成了累赘,江边的各路红军死守渡口,为掩护谠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而在后面首先受到桂军攻击的掩护部队,一开战就陷入了混乱,这不正走得挺愉快,还有人唱着山歌,顷刻间枪声大作,弹线交错流曳,炮弹在四下里腾起了巨大的火团。一下子,部队全盘乱了套:建制乱了,队形乱了,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四处都是涌动的人群,如同逃瘟疫的难民。机关人员全部拿起了武器,加入了逃难的行列中。糟糕的程度简直是无法形容:落队的,走岔了方向的,跌伤了手脚的,产生失望情绪而开溜的……真正的溃不成军!敌人不时从侧后搅进来,黑暗中敌我难分,乱仗纷纷,有时不免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局。一路过去,伤亡遍地,溃兵四散,到处都有丢弃的辎重物资。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三万多部队,一万多挑夫。大部份逃散,也有许多被俘,仅桂系方面就宣称俘虏红军七千人,加上湘军和中央军捉到的俘虏,总数在一万人以上。当时国民党也搞“优待俘虏”,被俘的红军士兵都被遣返故乡。 还有许多人因为负伤、掉队、逃亡或部队溃散而离队,因为当时国民谠方面有指令不为难这些人,所以多数能顺利返回故乡。红军真正伤亡的人员也就一万多,桂军打的勇猛,伤亡也就两千,湘军有点惨,伤亡七千,这不湘军是为了保乡卫省,和红军死拼的结果。
  过了江的红军中央因为没了电台,陷入了危机。李德回忆:“博古可能见到了红军的大败,部队又伤亡惨痛,精神出了问题,居然想自杀。”而李德也因喝了生水得了疟疾也不会动弹了,而毛却很会动弹,这下反对派的机会来了。洛甫开始跳出来指责博李周是在胡乱搞,王家祥表示完全同意,毛提议由洛甫取代博古,红军中的林彭这些将领都坚决表态要求换领导,不过洛甫有点心虚,这毕竟要拱产国际的同意才可实行,不然不成了自立中央了,而博古可能已经有点惊吓过度,一连十几天一言不发,毛看洛甫同志下不了决心,给所有红军指挥员都提前打了招呼:“现在要干的,就是给洛甫同志先来个黄袍加身”。。。
  毛也不是自己不想做老大,实在是因为政治级别太低——政治局侯补委员,在苏区大家也就称呼他个毛委员,毛的想法就是先把博古搞掉,然后再慢慢对付洛甫,因为他不是拱产国际任命的。。。现在就找个地方把他扶上台,以后就算拱产国际要搞清算,那就说他篡谠夺权。李德在病中下了最后一个指示:朝贵州方向突围,到那里再想办法。。



  李德经过湘江之战已经搞明白红军要在湖南久留,非全体去见马克思不可。这湘军战斗力非常强,而中央军又紧跟在后,去广西那更是找死,桂系军阀在当年可是鼎鼎大名的,连中央军都要让他们三分。周边几个省能去的只有相对贫弱的贵州,而且当年的贵州和四川也差不多,省内军阀一大群,都忙着在抢地盘争防区相互搞拆台搞内讧,李德在俄国是经过正规游击战训练的,当然知道“避实就虚”这个套路,对他这个决定红军内部没有异议,赶紧全军转向入黔去了。入了贵州休养了两天,政治斗争就开始了。。黎平会议上博李周的三人受到批判,三人被迫做了检讨。接着又是猴场会议,三人团的指挥权被剥夺,由洛甫临时主持中央工作,毛初步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毛这下意气风发,吃饭时指着李德说:“这人就是个博古请来的外国饭桶。。”全场一片大笑,李德问翻译伍修权:“老毛在说什么?”伍:“说你会吃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他是北接四川,南达两广,西近云南,东临湖南的西部省份,是当时中国鸦片贸易最大的出产地和集散地。由于山多地少,贵州自古农业出产并不丰富,但当鸦片传入中国,并在清朝道光年间辗转进入贵州后,在这里竟然出产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烟土,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鸦片成了贵州军阀的最大财源。

  李德回忆,黎平会议简直成了一场批斗大会,所有的错误都被指责为三人团的错误。。。开完会,博古破天荒第一次嚎啕大哭,李德没哭,他认为要哭也绝不在异国他乡哭,这点以后被斯大林亲自表扬了一下,认为他有骨气没有坠了拱产国际的威风。李德也成了拱产国际东方部唯一能活下来安度晚年的人士。。。。博古也是受过布尔什维克严格训练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在红军撤离苏区前,亲自下令把数千红军中的历史有污点的,出身不好的,还有被俘后在红军大学里执教的国民谠那些教官全体处决,周现场指挥了这次行动。而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博古不管后面还有大批的掩护部队没有过江,下令烧毁浮桥。。。革命时代,生命轻如鸿毛。虽然再也无人会知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故事,有人会怀念,那些被桂军追到江边的红军战士,抱着枪就跳入江中,很快12月冰冷刺骨的江水就让他们。。。他们参加红军时,也就是一群朴素的少年。。一走就再也没机会见到故乡的爹娘,可怜那些爹娘,天天站在村口,梦想着儿子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身边,他们等了一年又年。。。


  青天不老,恩怨不能留待明朝,只有苦难永远伴随着神州大地。五千来的中国农民革命,最后能脱颖而出往往就是最心狠手辣工于心计的,各代的历史书肯定会这样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因为历史都是统治阶级自己书写的,而且是用人民大众的鲜血书写的,所以写此贴,也就是想要表达————勿忘历史!历史就是这么悲痛,当年世界上有一帮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他们选择了以俄为师,想用列宁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把国家建成一个人人平等的“天国”,为达此目的他们将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以身作恶,自陷污泥。而马克思的理论宣扬无神论,无神也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良心,道德,法律的约束,革命成了一场阴谋家让别人流血而自己走向成功的道路。。。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很快中央政府就下令禁绝鸦片,蒋介石所说:"现在我们北伐成功,中国统一,所有一切建设的事业已积极进行,这弱国病民的鸦片,我们自然也应该用革命的手段,来把它一律革除。"1928年11月,全国禁烟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宣读了全国禁烟会议大会誓词,发布了《全国禁烟会议宣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临大会并发表了演讲,表示政府禁烟之决心。 这样,1928年下半年禁烟政策便开始向严禁过渡。
  不过西南各省军阀都采取抵制态度,这鸦片也是一项来钱快的事业,而主要的种植地就在云贵川,蒋亲自派员去告诫他们:大清年间山西饿死几百万人,也就是种鸦片不种粮食,鸦片病国害民必须铲除。。各省阴奉阳违,贵州王“王家烈”以前也是坚决同意执行中央的决议而被国民政府扶上台的,不过这朋友上了台,先自己垄断了贵州的食盐买卖,暗地里也在大卖特卖鸦片。
  国民政府已经掌握了他贩卖鸦片的证据,这次红军入黔,刚好中央军进去可以顺便收拾了他,有点美国想干掉诺列加的意思,治毒要从源头治起,这下王要倒霉了。。
 老朱这位同志,说起来也是命苦。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出身是个“反动军阀”,对于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参加革命的人,拱产国际是有明确的指示的,就是要加以利用,一旦发现其有动摇思想,可以立即肃掉。所以毛和朱之争,拱产国际会旗帜鲜明的站在毛的这一边,如果当年朱要有点个性,毛准备在红军中把支持他的干部一网打尽,他完全可以带着部队一走了之,朱以后深深的怕上毛了,一方面担心自己地位不保,更担心自己性命丢掉。毛掌握了他这个弱点,一直把他玩弄于鼓掌之中,在江西苏区朱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万事不表态,毛表态就是他表态,这点让毛非常舒坦,建国后给了他个委员长干干,也就是个摆设。


  这点还是李德有个性,黎平会议受到与会者一通猛批恶斗,他不服,说要回俄国找上级评理去。把一屋子斗争专家全搞乐坏了,这离俄国十万八千里的,毛:“除非李德同志你能飞,你要真有那个本事咱们都不拦你”李德摔门而去。还真去找了艘小船,李德一个人划着就下了河,派人告诉洛甫:条条小河通大海,我就不信划不到俄国。。。洛甫接到报告急了,心想这朋友要落到国民谠手里,那损失就大了,以后拱产国际那里也没法交代,赶紧自己跑去把他劝阻上岸,把小船烧了了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诗意大发。其实应该改成“首长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何,红军一出根据地,就不断出现逃兵,大多数因为受不了天天行军,被国军追的吃不好又睡不着,开始想家而脱离了队伍。而首长们一人一副担架,吃就更没问题,真到了找不到粮食,后勤还给他们分配罐头,所以长征是战士们在走,而首长同志是战士们抬过来的。还有件搞笑的事,当年红军行军用的地图,原本是拱产国际的卧底从国民谠指挥部里窃取出来的,不过一开始是被送到了俄国,所有地名也都翻译成了俄文,以后红军要长征,俄国人又赶紧翻译回中文,从上海派人紧急送到苏区。俄国拱产国际的那批翻译这一通胡搞,这地名也就稀奇古怪了,红军一开始吃足了苦头,看着地图问过了路,走着走着就发现走错了,赶紧全体调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这下林的军团和彭的军团忙坏了,掩护的转眼成开路的了。。。彭气的大骂:“这他娘的是哪国地图,拱产国际难道想害死我们不成。。。”

  红军进过了湘江战役,虽然损失惨重。不过也有好处,这从苏区所带出来的破烂累赘都被丢弃,反而成了一支能行动迅速的轻兵,中央红军长征所经的十一个省中,贵州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一个是在西南六省中,贵州的军阀力量最为薄弱,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红军想在黔北建立根据地,老毛为了把洛甫同志扶上马,来个黄袍加身,也需要让红军找一个能休整调养的地方,好吧红军将领全召集起来,搞次大会来实施他的计划。红军进了贵州,中央军接着也进了贵州,不过中央军是接到贵州王“王家烈”的友好邀请,直奔贵阳而去。
  1934年底,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红军将进入自己辖区内时,便开始盘算如何借“剿共”之名一统贵州,趁机扫除割据盘江、赤水、仁怀等地的犹国才、侯之担等“异己”。王家烈名为二十五军军长,但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仅两个师,他想出了一条以夷制夷的妙计。从1934年12月开始,王家烈几乎天天拍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中央军、湘军、桂军火速入黔剿匪,但是在实际部署上,王家烈却一点不着急。早在1934年11月,习惯多看一步的蒋介石,就命令王家烈在黔东南的黎平,锦屏一带修筑坚固工事,并且配备黔军主力部队防守,但是直到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才把所部4个团调往黔东南,其余主力10个团仍然在贵阳附近集结。实际上,即使这4个驻守黔东南的步兵团与红军稍一交火便立即后撤,其余几家贵州军阀看到王家烈如此保存实力,也准备纷纷效仿。 王把贵州所有军阀全召集起来开会,首先抬高自己:“中央是支持我地,这一点各位先要搞清楚”,然后告诉他们中央军将进入贵州来帮他守卫防区,各位军阀都不傻,都劝老王要对中央留个心眼,王告诉他们,谁不听命令,他就上报中央,现在中央军就在本省,嘿嘿。言下之意,都给我上,我老王负责督战。

  侯之担被分配去防守乌江,原本想看红军和王死拼,自己坐山观虎斗的侯,这下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去是违抗中央的命令,吃不了兜着走。守又咋守啊?这乌江这么长,也不知红军主力将从哪疙瘩渡江,还有一个就是部队武器太差。侯之担的部队装备的武器全是自己产,这不侯有个赤水兵工厂,能生产手雷和步枪,理论上还能组装机枪和冲锋枪,这个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步枪挺搞笑,连膛线都木有,子弹飞出去打不远也打不准,手雷扔出去也就能把人炸个一脸黑。不过这兵工厂规模到挺大,有三千多工人,侯卖鸦片搞来的钱也都填进了这个无底洞了,这帮工人没事还闹罢工玩。侯显然政治素质太低,居然没去追查幕后黑手。。。这背后确实有大问题啊!同志们,早在1929年中拱地下人员就在赤水成立赤合特支,红军来了后,工厂生产了大批枪支和子弹,供应候之担部队用以堵截红军。中拱赤合特支直接领导,由支部全体谠员串联有觉悟的工人,生产了一批打不响的步枪,工人们暗中叫这种枪是“捉活的”。不就要被红军捉活的吗?工人们还在装子弹调配药料时,有意做假,使一些子弹打不响,还造了一种打不响就炸烂枪的子弹,子弹一响枪就炸了。候之担发现后叫工人们返工,但也无济于事。还有这么批人在捣乱,老侯这仗根本没法打,红军毫不费力就渡过了乌江,乌江被突破,侯干脆放弃遵义,带着部队逃没影了。不过侯也知道这次中央肯定放不过他,把部队交给手下,自己逃重庆去想搞潜伏,很快被国民谠重庆市谠部的人员给认了出来,被军事法庭判了五年徒刑,抗战爆发后他也就被放了出来,这不国拱又合作了吗。贵州解放,他被抓捕后定为“军阀反动分子”,枪毙前提出想死的“有尊严”,当年枪毙都是搞五花大绑还要插牌子,驻军首长同意了,侯穿着一套没佩领章帽花的国民谠黄呢将校军装,踏着一双擦的铮亮的皮靴,迈着军人的步伐就上了刑场。

  中央军开进贵阳城,立即接管了贵阳城的防务,连王进出省城都要出示通行证.此时王家烈才有点后悔起来,不过已经晚了,中央一封紧急电报到达贵州,让王家烈搞军政分开,军权和省权二选一.王当然选军权,琢磨着以后只要中央军离开贵州,靠枪杆子还能搞东山再起,民国政府立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王的主席没的干了,贵阳又有中央军在把守,王家烈只好带着二十五军打红军去了.王和红军战了几场,因为想保存实力,基本上见到红军放几枪就跑,蒋怒了,亲自飞到贵阳,把王免职,然后把他带离贵州,以后给了他个中将参议的虚职干干.王对蒋相当的不满,所以解放时选择留在了大陆,很不幸,毛57年搞引蛇出洞,他大发谬论,被中央发现是条大毒蛇,赶紧打成右派,1966年含冤而去.

  吴忠信主政贵州,立马搞禁烟,不过贵州是个贫困省,除了鸦片也实在没有其他产业,如果禁绝,农民温饱都成问题,吴忠信无可奈何,只能分期来,先搞禁吸不禁种.这被知识界舆论界一顿猛批,国民政府也不满意.抗战爆发后换上了个吴鼎昌主政贵州,这位猛,但也是个金融专家,上台后下令"禁种、禁运、禁吸",提倡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吴鼎昌也知道贵州的问题主要的就贫穷,他在贵州大力发展工业,金融业,搞农作物替代,短短五六年,贵州大部分地区鸦片被禁绝,面貌一新.
 红军突破乌江前,谠中央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中央政治局常委闹的不可开交,洛甫想夺权,但心里也有顾虑,这毕竟需要拱产国际的同意才行,当年拱产国际在中国,除了在上海设立东方局总部,还有个香港支部,实际负责人是胡志明,先来介绍一下这位越南的未来领导人,他是一名拱产国际的谠员,因为当年越南也没拱产谠,拱产国际也一直没敢在法国殖民地搞革命,也就成立了个印支分部,所以被拱产国际编入了中国支部,他的排名是2号,仅次于孙夫人,实际上胡志明是被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发展革命的,他懂中文也受过俄国的特工培训。红军换帅是件大事,洛甫除了让毛在下面联络同志,还派出交通员去香港,也就是想通过胡志明问问拱产国际,这事到底行不行。也是运气不好,胡志明在香港搞地下显然工作水平不够,他收买了很多流浪汉在公交车站粘贴革命小广告,很快被港英政府活捉,拱产国际花了五万大洋又把他给弄出来了,当年的港英政府也很腐败,俄国人用钱就能搞定上下,胡逃出香港赶紧跑到上海,又坐船回俄国去接受上级的再培训。

  红军突破乌江差点搞成了一场悲剧,不是侯之担的部队厉害,红军选择的三个渡江点都没发现侯军,主要是江水太冷,这不已经入冬了,江水温度差不多下降到冰点,红军找不到不花钱的轮渡只好泅渡,让一批会水的红军战士喝了大碗的白酒,带着崇高的使命就入了江,这江水不但温度低还波涛汹涌,下去了几批都冲木有了,这也不能怪贵州军阀动物凶猛,当年贵州也没水电站可以搞开闸放水,实在是季节不对,红军付出了代价也算是就当交点学费,等天黑扎了许多大木筏,红军战士这才顺利泅渡过江,很快江上搭起了浮桥,这浮桥是用毛竹搭的,也是为了兵贵神速,一大批红军战士为了让部队能够迅速过江,在水里扶着桥不被江水冲毁。。。

  过了江,侯军得到线报赶紧逃了个无影无踪,这不红军进了贵州号称兵力十万,侯之担心想自己才几千部队,这仗打不了。不过侯逃跑前,派人通知遵义的父老乡亲:红军来了,大家赶紧逃啊! 遵义城的穷人都很淡定,反正也没什么可以拱产的,富人全逃了个光,一边逃一边骂侯:娘的,也不早点通知。。。都是在心痛自己的产业,侯要是早点说,遵义城的房价可能立即跌破成本价,全城所有的商铺全搞“挥泪大甩卖”,不过命要紧,带上家人和动产赶紧撒丫子。

  红军进入遵义,这是红军自长征后“攻”下的第一个大城,这下红军有点大发了,所有逃跑富人留下的商铺,货全部没收,房子全部征用,战士们好久没吃过肉了,中央下令敞开肚皮吃,赶紧大家搞“把本鸡都吃光,把美酒都喝光”运动。。

  洛甫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没想把博古领导地位搞掉,也就是搞个决议,好送香港去向拱产国际汇报,等待上级的下一步指示命令。不过毛不是这么想的,他召集红军的将领先统一了一下认识:“洛甫说要换领导。。你们有啥想法?”洛甫爱上毛了,让毛负责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名单被毛确定,二十多名红军将领都是毛的粉丝。这下博古不悲剧也不可能了,毛有仇必报,要和博李周的中央搞清算。会议开成了又一次批斗大会,周在会议上做了检讨,然后反戈一击。。。博古李德的错误被中央“确定”,会议达成两项决议,一项是洛甫取代博古做了谠的总书记,另一项是以遵义为中心,发展根据地。

  洛甫成了最高领导,毛出了大力。洛甫投桃报李,提议让毛做政治局常委,让毛连升两级(毛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前拱产国际一直没让他进入中央决策圈,也是因为他出身是个地主,也是控制使用人员)。

  当然中央也不是没明白人,凯丰就拍案而起:“你生长在湖南的山沟沟,你又读过几本马列的书?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吗?我看你不能担当这个重任!” 这凯丰以后建国后被猛斗特斗,他当年敢这样反对伟大领袖 。1955年死后,毛一直说他死早了,可惜啊可惜!
  也来说点西方史————当古典的信仰遭到败坏,于是公元前430年,拱产主义运动在雅典兴起,到了公元130年,拱产革命终于爆发了,很快革命军被剿灭,那些领导者被扔进大海。不过拱产主义要创建一个乌托邦的思想并没消失,复活的信仰在基督教中达到了鼎盛的成功,但基督教的教义宣扬爱,平等,自由。。而拱产主义是要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用阶级来评判一切人,很快大家分道扬镳,主义的信徒都认为基督教并不能创立一个新世界,他太软弱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拱产圣徒马开始宣扬自创的理论,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要进入这个国度只有那些自身没有任何污点的人,而如何辨别呢?马说主要看出身,不能让任何杂质进入这个纯洁的国,必须搞过渡,先来个社会主义国,把杂质都去掉,然后进入拱产主义。。。。
  列宁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废除私有制和民主,他建立的国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低效率,以及社会的停滞和普遍的贫困,还有文化上的灾难。。。。苏联解体前,中国就搞了改革开放,也是先明白了,马是个古人,而世界天天在变。
  相对于拱产主义者的暴力革命理论,基督教就明显温和多了,他的教义就是明确的指向社会主义,不过他使用的方式是希望通过渐进改良来避免流血,也就是教会希望通过改变上层阶级的思想而不是鼓动下层起来革命,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基督教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们将不再为金钱和权力而相互残杀,他们将为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幸福协力奋斗。封建贵族不肯让出他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很快基督教世界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的理论武器就是——消灭不平等和特权!
  资产阶级胜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很快他们惊奇的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居然是教会。教会反对资本家不顾一切得去追求赤裸裸的利润,也就是剥削工人奴役工人,教会鼓励工人用不合作来反对不合理,鼓励下层民众起来和资产阶级新贵族搞争取权益。教会如此不自量力,最后只好孤芳自赏,资产阶级毫不犹豫用枪杆子保卫了自己的胜利果实,于是产生了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社会,在这样一个盛行欺诈,贪污,受贿,诽谤的社会环境里,必要时开枪也是竞争的一种正常现象,资本家不会因顾及道德而略有迟疑,他们都是些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在一个普遍贫苦的社会里,心安理得的寻欢作乐,花天酒地,过着他们所谓优雅的生活。
  资本家希望能够把整个社会对基督教的信仰改变成对金钱的信仰,对这样一批准备遵循利润至上原则,有足够的才干和精力,又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人来说,没有基督教世界也许将会更美好,他们很快把政治也搞成了另一种赚钱的途径。而且很快找到了打击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有效的武器——进化论。
  整个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信仰都衰落了,大多数人不得不痛苦的承认,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尽管都觉得不管怎么说,自己和动物好像有点不同,但是他们却已经无法过上动物的生活——即没有痛苦和厌倦的生活,他们无望的纠缠在最终将死亡这个恐怖的绝望之中,很对人不在去教堂,酒馆成了工人的教堂,而贵族和富人用艺术和文学来替代宗教。 
  于是拱产主义运动再次兴起,在大地上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美好世界,始终具有群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资产阶级新贵族并没给人民带来幸福,所以革命的号角再次降临大地。这一次,工人被确认将成为推翻旧世界的排头兵,拱产谠人认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瓦解,就是需要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弊端。
  革命家乐观的相信,一旦欧洲革命爆发,所有的反动分子都将在劫难逃,资本家除了回家沐浴焚香,穿好寿衣。。。而他们显然忘了,基督教的信仰并未远离欧洲。
 达尔文为资产阶级新贵族提供了精神原子弹,他的进化论里农民成了联结野蛮人和文明社会的纽带,而其他人种都是低劣的,因为他们尚处在生物进化的早期阶段,或者是尚处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早期时代,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属于“下等人种”,所以他们穷的一无所有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理论使种族主义第一次充满在人们的大脑里,为白人统治有色人种以及富人统治穷人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使不平等的现象合理化。他的这套理论,也就是在竭力为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中所隐含的民主所必然难以容忍的富人特权进行辩护,并提供了理论保护。
  资本家想方设法使工人埋头苦干,高唱忠贞,守纪,知足的高调,对19世纪中期的欧洲资本家来说,尽可能的低工资是其坚定不移的信仰,他们不惜深入欧洲最贫苦的偏远地区,去招收那些“只要吃顿饭,受苦也心甘"的工人。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为了进步和利润,不安全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年的资产阶级本身也是不稳定的,不安全的,处于战争边缘的,他们随时可能被竞争,欺诈以及经济萧条所伤害,处境也是相当险恶,这也造就了他们的冷酷无情,如果说有一种因素主宰了19世纪欧洲工人的命运,那就是毫无保障。工人与中产阶级不同,工人与贫民,乞丐的距离只在毫发之间。。很快革命家就发现,可以在他们当中号召革命,这也是资产阶级自食其果,工人被革命者告知——为什么被压迫者的生命之花,只能在年轻时代绽放,起来吧,起来吧!
  阶级意识差的沉默不语,他们依然选择逆来顺受。悲愤的则成了激进分子,传统的宗教历来就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可惜现在不灵了,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工人的信仰转到了拱产主义。资本家想建立起来的新个人崇拜——崇拜百万富翁。。彻底破产。劳工和贫民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庞大群体——“一致对现实不满,一致备受压迫”。
  革命的基础已经夯实,想不行动也不可能了。。。。
  国民政府以禁烟工作没搞好这个借口免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这把同样在云南大征鸦片税的龙云吓了一跳,这鸦片烟适宜在高寒多雾的地方种植,云南出产的滇土和贵州的黔土品质要远优于川土,鸦片一直是云南的优势项目。袁世凯1914年宣布全国禁烟,这等于是变相给西南各省搞裁军,蔡和唐识破了老袁的阴谋,很快打响了反袁第一枪.这老袁心坏透了,西南军阀的大烟政策,使得大烟国产化,有力地打击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同时国产化,使得大烟的价格很快降低,大大减轻了大多数烟民的经济负担,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袁这样乱搞还不很快悲剧了。三十年代是龙云统治的鼎盛时代,云南的鸦片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鸦片成为政府财政来源,银行基金。1929年以前,鸦片为自由种植,29年之后为政府控制,统一调配销售,种植,运输等事宜。龙云1929年在创办的新滇富银行基金支持下,斥资500万建立南生公司,专营鸦片。春季的集市是收购鸦片的盛季,大理三月街,其时有蜀锦,河南猴戏,上海洋货,苏州书画,以鸦片贸易为最盛,大理成为云土产区中心地带,花街结束,由政府军队护送,将鸦片送往昆明。
  龙云琢磨这中央军就在省门口,这要红军从贵州不小心窜进云南,中央军接着尾随而入,自己这样在云南捣腾鸦片大征鸦片税,中央能不追究.赶紧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半年,把各条大路边的鸦片铲除了事,也就是想先避避风头,等红军中央军都走了再说.
  这云南一搞禁烟,红军占领遵义后贵州鸦片外流的通道断绝,这却让广西很快险入了经济危机.这广西到是没有种植鸦片,不过他是西南鸦片外运的主要通道,新桂系在广西禁止本省人民吸实鸦片,但不搞禁运,这不他也靠收鸦片的税费来发财.
  听说龙云也要搞禁烟,而且决心很大.南京国民政府赶紧出台了个六年禁烟计划,1935年4月南京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决定采取分步计划禁绝鸦片,总目标是35年到36年为彻底禁绝烈性毒品,35到40年为彻底禁绝鸦片类毒品期限。将川,滇等13地禁烟事务归由军委会统筹处理,云南分三期到1937年秋禁绝.
  龙云哪里会真想禁绝鸦片,他不过是耍了个权夷之计,何况他自己本身就是个瘾君子,天天在那里吞云吐雾,等红军走了,中央军撤了,他就和中央大搞太极推手,玩明禁暗种.这下蒋是下定决心要搞掉他,直到抗战结束,趁云南地方部队主力去越南接受日军的投降,国民谠才把他拿下,以后让他的表弟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这下云南才没人敢对抗中央的戒烟工作.
  花絮: 吃火腿 


  1935年4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4月29日,朱和周起草了一个作战文件,命令红军迅速向金沙江前进,下发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根据中央军革委的指示,林的1军团打头阵,尽快拿下禄劝、武定、元谋3座县城。按照军委下达的作战命令,林令王开湘、杨成武的4团为先头团,王开湘和杨成武受领任务后,两个人既兴奋又发愁。王开湘说:“3座县城啦伙计,这怎么快得了,又怎么能搞得很隐蔽呀?”但中央严令他俩立即攻占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为主力部队迅速打开前进通道,“现在的形势是容不得半刻拖延了”。不过这些县城虽无正规部队驻守,但地方部队、民团、警察加起来也有二三千人,一旦与他们交手,定会影响大部队进军速度。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商量决定用智取方法夺取三座县城,力争兵不血刃,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化装成国民谠的部队,骗开城门进入县衙,杨成武一路人马进入县政府“小憩”。这里的“土官土霸”也少有见过中央军的。听说来了中央军,禄劝县县长、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商会会长,以及县城里的绅士、地主,都来了,有的还带着太太,他们齐集在县府大厅里,等候“中央军”团长的接见。当然被全部拿下,由于武定县县长事前接到从禄劝打去的电话,当王开湘带着人马来到武定县城时,受到了更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当天傍晚,也是由于禄劝县长事先给元谋县长“通了气”,当杨成武带着人马赶到元谋县城时,元谋的大小官员和民团全都集合在城门洞,欢迎红军入城。 以后主力红军来了,三个县的反动县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被拖出去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公审后枪毙,其他人下落不明。同期还有件搞笑的事情,9军团攻占了宣威城。宣威,盛产宣威火腿,名扬国内外。罗炳辉出生在离宣威不远的彝良,但从来没有吃过火腿,后来当上滇军的下级军官,也没有捞着吃火腿的机会。这回,他可要美美的饱餐一顿了。他见警卫员掂来一只黄澄澄的火腿,像是烤熟了的,便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割下一块就往嘴里塞,才一合牙帮,“哇”地一口吐了出来:“这是什么玩意儿,又腥又咸,吃不得吃不得,还不如啃地瓜!警卫员,快找地瓜来!”罗在宣威也枪毙了一个县长一个民团团长。红军在云南一路走还一路刷标语说顺门溜:“路上过—过,穷人莫造闲,跟着去的都有一份田!”“云南工农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





  红军虽然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成一份由洛甫取代博古成为谠的总书记的决议,但这需要拱产国际的批准才可实行,未经拱产国际批准就换领导中拱历史上还没这个先例.洛甫赶紧派出交通员带着决议去香港,当年的谠的总书记只能从政治局常委里选,所以还轮不到毛.而他也没在遵义夺得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权属于中革军委,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副主席是周,所有军事行动由他俩决策.只是洛甫下令,以后红军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革军委必须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由政治局成员讨论决定.难道毛在遵义连一根毛也没夺到?那当然也不是这样,他主要是夺取了在中央的说话权,他和王被中央同时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是洛甫的同学兼粉丝,铁杆的布尔什维克兄弟,洛甫为了加强他在中央的力量,当然要提拔王.

  30多岁的洛甫取代了20多岁的博古成了中央最高领导,洛甫又提拔了个20多岁的王做了政治局常委.这让40多岁的毛挺闹心,和彭私下里发牢骚:"中央这么大个局面,怎么能交给一帮小年青去搞.这样搞失败了可不得了,而洛甫和王都是些书呆子,比博古也高明不了多少..."

  红军在遵义得到了难得宝贵的十几天时间进行休整,中央为了搞新根据地特意成立了川黔边特委(这可是个省级单位),它的第一个下属也是新成立的遵义警备司令部.红军一帮将领也达成了共识,就是已经没有实力和国民谠中央军搞硬拼,如果发现是国军主力,立即避开,主要是和各省军阀的地方部队玩周旋.这也是没办法,红军经过湘江战役,不但人员损耗严重,枪械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很多打坏的枪也没地方修理,彻底成烧火棍了,情况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当年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8.6万人加挑夫2万一共才有枪支33244支,平均每支枪不到56发子弹。加上6101支梭镖和882把大刀,意味着踏上远征的红军士兵中赤手空拳者超过一半。

  现在只有三万人马,枪能响的只剩了10200,迫击炮三十余门,还有1000余支打坏却无法得到修理的.红军当年在苏区使用的枪械,除少量是缴获敌人的,大部分是国际从香港偷运进来的,最大一批达到2万支步枪,全是德国造,质量是相当的不错,不过经过这么多次战斗,还有长征后的日晒雨淋,风吹雪冻,性能都大不如前了,弹药也就剩了每枪十余发.接下去的仗也就不好打了.所以已根本无法北上到达张国焘的川陕根据地,不过中央又搞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毛提出他做了常委后的第一个建议:"可以把老张喊过来,到贵州来共同发展,一起战斗,红四方面军人枪不少"...."这个计划我看行"洛甫说,朱补充了点"干脆把贺胡子也喊来",这个计划被全体顺利通过,一批交通员紧急被派出去传达中央的这一新指示....红军进了贵州也改变了斗争策略,以前抓住地主就开群众大会斗争掉,现在变成了''给钱不杀",只要能搞来赎金也就放了.红军每到一地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扩红筹款,在遵义就扩红3千,而当年遵义一共才三万人,最主要的是没收了很多鸦片,这在当年可就是钱啊!

  遵义会议也就是搞了个批判博古李德的决议,并建议拱产国际让洛甫取代博古,当时洛甫也没敢不经拱产国际总公司的批准,就自己"当选"为分公司的总经理,但这交通员是派出去了,到香港路却又那么远,猴年马月才能回来啊!.这让毛急的上火,这不他是这场倒博古李德"事件"的马前卒,要是博古以后来个死鱼翻身,首先倒霉的就是他.

  要赶紧给洛甫来个黄袍加身,毛联络了除博古李德凯丰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于是有了一锤定音的扎西会议,1935年2月5号红军中央在扎西花房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大多数代表的一致要求下,洛甫终于同意出任总书记,这也是中拱历史上第一次自立中央.开完会,博古把潘汉年找来,同他谈了会议的全过程。博古流着泪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拱产国际交代,看他们是不是批准张闻天接班。这个工作必须由你作。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1935年2月10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潘汉年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洛甫听毛汇报博古派人去总公司告状,赶紧也派出了陈云,让他无论如何要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决不能让莫斯科只听博古的一面之辞,陈也出发了.
  经过几次不断胜利的大会,红军中央总算是闹腾完了。大会开出了“丰硕”的成果——撤销了“三人团”,谠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在军事指挥上,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谠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就是说,周取代了李德,成了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毛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新的谠中央已经既成事实,而洛甫也是拱产国际从俄国派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同志之一,让他做领导,估计拱产国际知道了也无可奈何,最多批评一下了事。扎西会议洛甫同意就任谠的总书记,毛第一个起立鼓掌,欢呼洛甫为“明君”,而且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毛琢磨这下不会再次被打倒了,谁让当年谠内的政治斗争这么恐怖,“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可不是一句口号,毛一想到自己的出身就。。。。),当年目睹者以为老毛在猛拍洛甫的马屁,他们搞错意思了。

  那就来介绍下洛甫,1931年初,张闻天以“洛甫”的化名回国,并于1931年9月,在米夫,王明的擢拔下成为中拱的“二号人物”。然而,飚升为谠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个总负责的“二号人物”,洛甫显然对博古非常不满,在莫斯科他就深受上级的器重,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而博古还是个羞涩青年。因为博古擅长理论,而他擅长耍笔杆子,所以谠的所有决议都是张拟定起草的,洛甫认为自己是实干家,而博古就会夸夸其谈,他非常不满,常和小王讲“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王听多了也认为博古确实不配,这就造成了这次长征路上的悲剧——博古被打倒。
  为啥红军突然跑云南开会去了,这不成立了川黔边特委,中央决心要在贵州搞根据地。这不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国民谠中央军三个师还有王家烈的二十五军一起从贵阳方向运动了过来,准备和红军搞下决战。红军中央前面就达成了共识,就是再不能和国军主力搞硬碰硬,红军中几位川籍将领就提出干脆去四川,那里汉人多,而且山高林密水深有利于红军在里面搞伏击打游击,而且四川军阀也反对中央军入川。中央又开了一天会,决定入川。会上毛提出他还是“下去”做点具体工作,洛甫于是就派他去帮助朱周,也就是加强下中央对红军的领导。而毛到了部队,自称他是洛甫委派下来的“大帅”,朱和周说:“就让他过把指挥瘾吧!”。

  毛信心满满的在指挥部说:“川军就是帮乌合之众,咱们一到也就闻风而逃了,红军要主动求战,打他娘的一个漂亮仗,以振奋军心,赤化四川”,整个屋子里都是毛的“进攻”、“決战”,连屋子上的麻雀都吓跑了不少。。。

  而红军刚进四川,川军就教训了毛一下,一日,中央机关行至一条山谷,猛然从北边半山坡杀出一个连的敌军,毛、周、朱等人顿时陷入敌人的火网,大家被迫跳入一条流水沟。危急关头,叶率通信排赶来,击退敌军。毛从水沟里爬出来,解嘲道:“刚在遵义洗过热水澡,这又洗了个冷的。。。”
  花絮:日本军阀的诞生




  当年日本皇军最终左右了日本的政治,也就是当年的日本政府决策失误,日本民治维新后搞脱亚入欧确实没错,这么一个东亚的小国崛起后接连打败了大清,沙俄。但先要搞清楚一点,要搞殖民地首先要国力雄厚。所以也就是书上说的,这活也就帝国主义可以干,而日本显然国力不够,但他打肿脸充胖子,照搬西方帝国主义的那一套,先来看看帝国主义的鼻祖——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国大英帝国,19世纪中叶,英国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成为了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凭借纺织业,采煤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确立了他世界工厂和贸易中兴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头号强国。他自民主建国后,一直在对外扩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向野蛮地区倾销其世界观价值观——基督教的精神,以及民主法治平等的精神,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重大阴谋,大英帝国不惜在殖民地修铁路,造公路,建学校,建教堂,而且强行干涉当地土族无忧无虑的生活,让他们从树上或洞里爬出来穿上衣服,放弃相互残杀,不准吃人肉,不准搞妻妾成群,不准搞。。这下殖民地成了耗资巨大的一项事业,也就强国才能搞搞,殖民地并不是书上说的,纯掠夺纯倾销的事情,蛮荒之地的人民都穷的一无所有你夺个小鸟啊,又销给谁去?黄金只是一个传说,如果找到多了也就不值钱了,英国在漫不经心状态中获得了半个世界。这也成了英国的包袱,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英国自从得到印度后,他的财力有点跟不上了,毕竟英国只是个岛国,当印度宣布独立时,最欢呼的反而是英国人民,英国把印度建设成一个跌路四通八达,教育普及城乡,政治完全西化,最重要的一点老少全会讲英语。。。
  日本也把殖民地当成了一项展示国力的重大事业,这关系到日本的形象,日本政府不顾国力不顾民生开搞,大力在殖民地推行文明化现代化,说到底日本在殖民地的胜利是以其经济破产为代价的,雪上加霜的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来了。。。
  经济危机的也并不是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扩张得太猛之后,要进行一个必要的调整——这就是优胜劣汰,只有那些审时度势,又有足够能力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不是市场上产品不够,而是产品太多了,但人民大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跟上(1920年至1929年,美国的工资提高了不到百分之十,而物价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人民的购买力严重下降,失去了消费热情)
  日本已加入世家贸易圈,而且他的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已到了美国打个喷嚏他接着就躺下。日本这下悲剧的不得了,他的对外重要产业——棉纺业,几乎所有厂家都要倒闭关门,造船业,运输业。。。。全国一片愁云惨淡,这下日本皇军的机会来了,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告诉人民:“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太无能太软弱,才造成今日太阳帝国之悲惨境遇。。。”
  皇军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政治,最后东条成为日本首相,他宣称要建立大东亚拱荣圈,把害死人的帝国主义从亚洲赶出去!结果打了没几年,帝国主义占领日本,把皇军强行解散。。。
 当年红军中老战士很少,肃反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不间断的战斗所带来的损耗,1932年中央统计了一下:红军中的谠员从入谠那天起,只有1/4能活过3年,这也可以表明当年那个岁月有多么残酷,所以中央到了苏区大发雷霆,接二连三的批判毛“右倾”、“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等,而且当成“破坏苏区最主要的危险”。也就是毛在肃反问题上搞过了火,毛赶紧发布"废除肉刑"的命令,不过下面没当回事。。。
  红军入川很快攻下了土城,这下大家又过年了,土城街上到处悬挂红旗、张贴满了红军自己欢迎自己的标语,不过最吸引红军官兵视线的还是卖茅台酒的商店和酿造茅台酒的作坊。大家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口缸,从酒柜、酒缸里舀出甘醇清香的茅台酒,开怀畅饮。有人还兴奋地划起拳来……李德喝的栽进了酒缸,为防敌空袭,毛住进中街(现为长征街)靠山的一个岩洞里,毛在洞里睡了一整天,还是他老婆出来招呼了下捧着酒菜而来的毛弟。
  周朱毛下令林彪带一军团去解放不远的赤水城,不过路途很不好走,中间须翻越许多隘路、栈道,山路崎岖不平,难于行走,又天很黑暗,没有月亮也无星光,还下着小雨,山上皆树林荆棘,部队一个跟着一个,以白毛巾为记号一米一米前行,又不能说话,在风雨交加、窄小的山路泥泞,一不小心就要翻到深山中,大军难行,天又寒冷得令人发抖,这个晚上的行军损失严重,许多马匹都翻入深山,又大都悬崖陡壁几十丈深渊,只要被滑下去就无望生还,结果无线电电瓶、医药箱子、银元布匹,军用锅等较笨重的东西掉进去不少。有些同志因看不见被滑到在深沟里弄得满脸鲜血。大风呼啸,雨水被扑到人们的脸上,寒冷刺骨。
  毛在土城并不知道林秃子并没按时完成任务,就是把一部来袭的川军放过来之后,林掐断他们的退路并阻断援军。毛看了土城周围的地形,然后自己代表谠中央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在青杠坡伏击放过来的川军,很快不明争相的川军就来了,过来的是川军郭勋祺旅,这个旅是刘湘的模范旅,下设三个团,兵力九千,装备精良而且熟悉地形。这一开战,红军发现情况不对,川军占领两侧山头(红军认为根本怕不上去,打完这仗大骂川军是川猴子),对红军的冲锋进行疯狂的炮火压制。处于仰攻位置的红军英勇冲锋、顽强战斗,却不能突破被敌人火力网封锁的一个葫芦形隘口。冲锋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压,官兵一批又一批倒下。敌我双方拉锯战进行得异常残酷。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毛派人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干部团上去总算是把川军给顶住了,三个钟头后,干部团派人下来说,川军源源不断的赶到,部队伤亡惨重快顶不住了。在土城镇中街的一个小院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坚决打好这一仗,保卫谠中央”的决定。但在当前的形势下,硬打硬拼已成为不必要的消耗战。保存实力,寻求发展才是当务之急。根据敌情,会议认为在四川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原本就是错误的。为打乱敌人的追堵计划,应变被动为主动,不与川军恋战,而是迅速渡过赤水西进。
  军委决定:朱、刘上前线指挥部队,坚决把川军顶住,周负责架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辎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渡过赤水,炸毁浮桥,摆脱敌军,进入云南。
  刘湘的当时派来的也就是一个模范旅,辖三个团,这点兵力居然把红军打得差点全体跳江。主要是红军在贵州产生了错觉,以为西南军阀部队都是帮乌合之众,其实西南的部队真要拼上命也就根本不好打,他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有时红军费了很大力也搞不到他们的人和枪。他们也采取游击、袭击的办法搞红军。”
  红军败退四川,一片的愁云惨淡。从贵州刚扩来的红军几乎损失殆尽,伤亡总数达到五千,追兵在后,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红军无法携带伤员,也只能就地丢弃。。。毛出山后自说自话替中央指挥的这一仗,走了麦城,使我军伤亡惨重,主动变被动。刚在遵义会议上被夺权的博古则大说风凉话:“看起来,老毛也就这点水平。”凯丰:“他就看了几本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也不能怪毛,他以前一直没亲自指挥过战斗,他在苏区红军中的职务一直是政治委员,这俄国红军首创的政治委员这个职务,有点中国古代的“监军”的味道。大明时监军都是皇帝亲自派下来的太监,这太监不管打仗,但手拿尚方宝剑,只要领军的大将想逃跑,这太监立马拔出宝剑:“俺代表朝廷,代表圣上,剁了你。。。”
  当然红军的政治委员除了可以枪毙一切动摇分子,包括最高指挥员。还建立了一套组织系统来掌控全军,也就是现在说的抓政治思想工作,而毛把谠组织创造性的设到了连一级,也就是一个连两个领导,一个连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改成指导员,营的喊做教导员),所以红军和别的部队不一样,政治委员才是最大领导。(这点希特勒搞得很明白,下令德军只要抓住苏军的政治委员,立即枪毙)所以毛对指挥作战确实没啥经验,仗都是朱带着林彭等人在打,所以朱这次会建议周让毛过把瘾,也就是存心想让他露露丑。。。
  毛的作战指挥能力受到红军里一批将领的非议,军中议论纷纷,有的说:“毛不懂装懂,胡遒整!”。也有的说:“毛就是一个整人专家,打仗太高抬他了”。。这些话陆陆续续传到毛的耳朵里,毛气的牙痛了三天。凯丰落井下石:“老毛,你也要学学我们,别以为俄国没啥了不起,我们就是在俄国养成了天天刷牙的好习惯,搞好个人卫生可是非常地重要,你烟抽得那么凶,还不刷牙,那牙迟早都得烂掉。”毛“烂掉更好,说不定哪天和你一样,也长出一排俄国牙来。”
  彭见了毛更是嘲笑了他一番:“毛大帅,你快把老子的兵都给整光啦,俺这军团长眼看就成光杆司令了,要不也和你一样,也进中央搞个委员干干,可惜俺不懂理论也不会讲俄语,这活估计干不了。”毛不怒反笑:“你不懂,难道老子就懂!老子是在上面太气闷才下来的,俺就不信,他们那套理论就能战无不胜,就天灵灵,地灵灵,以后老子也要去搞一套理论,让大家天天念,月月背。”
  毛赶紧去和洛甫汇报,这部队里博古的势力还非常的猖獗,他们不甘心失败,很有可能将卷土而来。这当然引起了洛甫的高度重视,毛不但没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洛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凯丰被撤销所有职务,暂不开除谠籍以观后效。洛甫不敢开除凯丰谠籍是因为大家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这个谠籍只有上级拱产国际才能开除。不过洛甫开始在红军中清算博古的势力,一大批人消失了,周力保钱壮飞,但他又能保的了几天呢?
  毛表面上对洛甫毕恭毕敬,称其为“明君”。其实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毛鄙夷博古洛甫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中国掌权;毛更反感洛甫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既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同志是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那到底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咋回事?
  这批人原本都是中拱派往俄国中山大学的留学生,1929年这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爆发了一场争论,这不俄拱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争权的谠内斗争,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同志都是支持斯大林的,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支持托洛斯基。等斯大林搞掂了这次谠内斗争,于是支持托洛斯基的中国留学生全体被打成“托派”,枪毙的枪毙,流放的流放,大多数判了劳改,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同志得到了斯大林同志充分的肯定,被俄国人指定为中国革命的带路人。。”二十八个半”是以王明为首的谠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这些人学识渊博,拱产国际给中拱的指示都是由他们翻译,他们是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陈昌浩、何克全(凯丰)、夏曦、盛忠亮、沈泽民、孟庆树、张琴秋、何子述、杨尚昆、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孟超。加上王明、徐以新(半个)。。。。
  在“二十八个半”中,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等属于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他们都受到了俄国人的重用,但也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李竹声、王云程、孙继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可耻的叛徒。
  沈泽民曾是鄂豫皖区“肃反”的灵魂人物,假若没有他这个副书记的有力支持,张国焘可能根本无法控制苏区的党和红军,夏曦就不用多说咧。徐以新一九三二年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谠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
  建国后“二十八个半”被毛讽刺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糊涂蛋”,是完全跟着苏联指挥棒跑的“跟屁虫”。“文革”初期康生说“‘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将之妖魔化,成了“阴谋帮派”的代名词。凡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都遭到审查批斗,有的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至死。

  中央派出的交通员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到达川陕根据地,张国焘自从上次接到中央电令,也就是让他准备迎接主力红军的到来,而且让他加紧扩大根据地,老张不敢怠慢,赶紧让红四方面军四处出击,和川军打了了一连串的硬仗,而且老张为了迎接中央的到来,加紧肃反,主要是怕红四方面军中他的反对派等中央来了,集体冷不叮跳出来告他的黑状.....肃反搞得漫无边际,搞得以致不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无端猜疑反张就被推出去毙了。更为荒唐的是,有的肃反人员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是不是反革命,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老张最好下面没人会写他的黑材料,而且肃反人员居然以非常荒谬的理由处死了长得太漂亮的红军女战士!-----"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刘湘有点顶不住了,只好硬起头皮给老蒋发了求援电,把全川四处漏风全是敌情(这不还有贺胡子的部队也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处游荡)这个状况,如实的报告给了南京民国政府,老蒋等这个电报已经等很久啦,这不江西苏区已经被一举荡平,国军主力大部分正闲着木事,而张国焘搞出的这个面积第二大的红军根据地,早以被南京列为下一个重点剿灭的区域,老蒋迟迟没动手,也是四川军阀反对中央军入川,这下所有障碍都被扫除,南京令胡宗南部迅速入川,上官云相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地方部队,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于大巴山下。短时间内,国军集结的兵力,达十八个正规师二十万人。一旦“会剿”开始,红四方面军势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而,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川陕会剿”,老张也牙痛了....中央自从窜出江西后,红四方面军就再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这让老张莫名惊讶,赶紧派人去国统区天天看报纸 .

  报纸上都是国军大捷,红军今天被消灭了多少,明天又登出来被俘虏投诚了多少,还有红军师长带队反水的消息,老张接报有点半信半疑.而且这川陕根据地也有个和江西苏区同样的问题,就是在一连串的肃反和不间断的战斗之后,也几乎找不到青壮年,并且土豪劣绅都被消灭,红军杀鸡取卵之后断了财源(这川陕根据地和江西不同,江西紧靠沿海有矿可以搞走私来钱,这江西稀有矿产丰富,现在中国的稀土资源的百分之八十都在江西,而且都埋在潜土层.开挖一点不费力,当年帝国主义还没搞懂啥叫稀土,不然红军非发财不可).其实道理也就和一块地里种上了西洋参差不多,种完这块地也就废了,以后十几年不长草,主要是地里的养份被吸干.

  交通员一到,告诉老张:"中央喊你过去那边共创美好明天,建立一个全新得苏维埃共和国,拱产国际连地图都画好了,万事俱备,现在各路红军都已朝贵州方向运动..."张问:"中央现在还有多少人马?"交通员回答:"三十万".
  老张赶紧召集全体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开会,大家也都知道在川陕根据地坚持不了多久.去和中央一起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到也不失是一条新的存活之路.会后制定了嘉陵江战役计划,不过对下动员不能暴露这次战役的真实目的,主要是怕红军中还隐藏着国民谠特务,1935年4月,老张发布动员令:"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挽救中国革命,勇挑重担,力挽狂澜,红四方面军将义无反顾地打过嘉陵江去。川陕根据地要搞好宣传鼓动工作,以百倍热情,准备迎接三十万中央红军入川,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其实老张放了颗烟雾弹,红四方面军也就是准备一走了之.不过还有个搞笑的事,这老张立的川陕省苏维埃主席,是个武松式的打虎英雄,而且一字不识.这川陕省苏维埃主席叫熊国炳, 一九三三年二月里,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一方的“巴山英雄”熊国炳。老张和他握了握手,亲切的告诉他,他已经被任命为省长兼苏维埃主席了,熊哥差点晕倒,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咋个当得了省长?”老张怒了:"老哥,红军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得,那就干吧!,这也害了这位打虎英雄,以后跟着红四方面军西征,全军被打散,他被马家军俘获,不过马家军怎么看都觉得他不像个红军大官,也就把他放了.他带着伤痛,沿祁连山西行,到酒泉屯升乡九家窑后,被一位张姓老人收留。后经人介绍与与亡夫多子的白玉生结婚,并改名张炳南,以挑货郎担,摆纸烟摊,卖盐、卖大饼谋生。1945年全家人搬到玉门油矿做工,因收入微薄,仍不得温饱。后又举家返回,落户到酒泉泉湖乡泉湖村,靠卖火油、摆干果摊为业。一九五九年的春天老熊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被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1960年10月在饥寒交迫中挂了,也是他不幸碰上个"三年自然灾害",革命的粮食怎么能给个反革命吃呢!
  讲讲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八万部队,展开嘉陵江战役,陆续突破川军防线。川军也没想到,老张会率全军出击,各部协调不一,乱做一团。于是有了一封搞笑的电报:红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完蛋,你贼不远。。回电:红贼要拼命,你不撤你不傻蛋吗!速回防区吧,兄弟先帮你守着祖坟,够义气吧。。。
  当年国统区的报纸大骂红军流窜一路烧杀抢掠,这主要是说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老张命令“坚壁清野”“为了不给国民谠反动派留下任何可资利用的物品,也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张严令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于是从恩阳的千佛岩到威州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部被烧光了。在川陕根据地,老张的命令没人敢不执行,他就是谠的化身,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就算是红军高级将领,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面对举着火把的红军,老百姓嚎哭连天,密密麻麻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火烧起来了,红军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红四方面军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这是一批红军来了就主动献出田产,房屋,财产的所谓“地主富农,劣绅”,献完这些人心想自己也无产阶级了,但他们身上的反动阶级的烙印已经不可能改变了,撤退时老张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还亲自指示“不要浪费子弹”,所以有些“顽抗分子”,先一步就自杀了,估计是怕被革命群众用乱石砸成肉泥。。。。
  红四方军走了,大批涌入川陕根据地的川军,一路走一路黯然神伤,也是见到实在是怵目惊心,这不物伤其类吗,一个又一个埋尸坑被挖了出来,跟进来的各大报记者忙着拍照记录,采访百姓。刘湘在重庆也发表声明表示了忏悔:“主要是我们四川军人的不团结,造成此次川民无端罹祸,这是我们四川全体军人的耻辱,堂堂七尺男儿,相争何为?却不能保护家乡父老的财产生命,湘思及此,不胜痛心。。。”
  没几日,全体四川军阀在刘湘的率领下,在重庆集体对着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宣誓,以后将全体效忠南京中央政府,为了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奋斗终身,蒋派张群陈诚一干中央大员亲莅现场。会后各路川军奋勇出击,一举将红四方面军留在大巴山区的游击队荡平。而且以后红军再没再四川搞成根据地,四川终于进入了南京的直接统辖之下,老蒋大感欣慰。。。。
  刘湘自从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他协调各路川军剿匪剿得心力交瘁,差点吐血。这不大家都阴奉阳违,和红军一打起来能避则避,能躲就躲。遂使川陕根据地越搞越大,红军越闹越凶,四川各界吵成了一锅粥,都大骂刘湘无能,害死川民,他干脆在35年2月发电中央,表示要将四川省政交由国民政府处理,也就是老子不干了,你们爱咋地就咋地!各路四川军阀全体反对,都在琢磨你刘湘不干可以让“偶”来干呀,这不川人治川嘛,有激动的就在下面骂刘湘是“川奸”,这中央要来了俺们还玩啥。刘湘心意已决,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自汉口飞抵重庆,整理川政,指挥“剿匪”,4日蒋在重庆讲演,三年之内,四川“必可成为革命中心及复兴国家之基础”(老蒋此时已经计划一旦抗战爆发,可以把重庆作为一个后方基地,万不得已中央可以迁都入川),15日严禁四川将领干政,17日严禁川军将领苛敛勒征,压迫民众,24日蒋介石飞离重庆。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任刘湘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 
  这次川陕根据地被“解放”,各路四川军阀参观完,震惊之余赶紧全体转向,从反对南京中央到了彻底拥护中央,这也是张国焘帮了老蒋的大忙,国民政府于是出台了个改造四川计划,四川各界都表示愿意服从中央,这样事就好办了,中央认为四川已无大的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1935年5,15日中央核定四川军队缩减一百团(原三百余团),限九月底整编完竣,年省军费二千万元。四川以前财政收入6700万,军费开支6000万,也就都被各军阀拿去用来打内战了。
  中央正在裁撤川军,在四川实行放水养鱼,休养生息的政策。没想到张国焘又杀会来了。。。这不张国焘和洛甫领导的中央在藏区闹翻,大家分道扬镳,这藏区贫苦荒凉,几百里地不见人烟,也找不到土豪劣绅,都快入冬了全军还没穿上棉袄,粮食都见底了,为了提高全军的认识,达到教育同志的目的,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几位多吃了几把炒面的红军战士,他们的罪名居然是一口气吃了一斤炒面,首长语重心长的告诫全军:“如此浪费粮食,革命怎么能成功!”,八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摆在了张国焘的面前,现实不容乐观,也就一批高级将领从藏人富户那里搞来些羊羔皮,缝制了些皮背心换上,战士都冻得发抖。老张又想到了四川,这不老根据地吗!川军又好打,不去四川还能去哪?张国焘对再次入川估计乐观,当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都将川军视为手下败将。
  前度张郎今又来,老张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挥军再次入川,不过这次他想搞盘大的,干脆一鼓作气打下成都平原,让红四方面军将士过个“祥和,喜庆,富足”的新年

  红四方面军入川势如破竹,这次是国民政府手忙脚乱,这不正在裁撤川军,大批军官兵给了遣散费,已经陆陆续续回乡,中央川军兵员额缩减三分之一,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使战斗力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不少。。。赶紧"STOP",蒋亲自飞到成都,刘湘坚决要求亲自带队上前线,不过他的二十一军正在接受中央改编,蒋问他能不能指挥的动其他部队作战,刘湘告诉蒋:此去已抱定必死之决心,也是为以前的罪孽赎罪。。。“那你就去吧,胜利了国民政府为你记功,别像屠龙太祖一样动不动就想自杀”,刘湘赶到前线,将剿匪总部设在邛崃县城,制定了在百丈关和红军决战的计划。很快红四方面军就来了,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大战开始,漫山遍野的红军高唱着“红军南下行,打到成都吃大米”的战歌,挺举着森林般的大刀,排山倒海向百丈关砍杀而来。 红军战士以刀山火海也挡不住的英雄气概,冒着激烈的炮火,向川军百丈关东北两公里的挖断山阵地发起猛烈冲击。川军打得阵地前尸体堆积如山,密集的火网居然没顶住红军一波又一波的密集冲锋,附近的村舍、树林都成了一片火海,焦土上血肉模糊的尸体累累,如河滩裸露的堆堆卵石。两军很快搞成了刺刀闪闪的肉搏战,红军人多,逐次添加兵力。。。川军败退,百丈关被攻陷,刘湘严令反攻,各部队指挥官接到命令,传达后点名,只要是独生子的立即退伍回乡,兄弟俩的留下一个,另一个被开除军籍,川军等夜幕降临,全体唱着军歌,由营为单位,师旅团长拿着手枪走在前面,这下全体奋勇,喊杀声盖过爆炸声。。。
  红军顶不住了,前线告急。张国焘严令死守,并亲自下令枪毙一名放弃阵地的团长。双方在前线形成对峙,川军阵亡师长一名团长三名,但士气很高。这时国民政府的飞机已经紧急调到成都,数量也不多,三十多架,当年的飞机轰炸战斗两用,战斗力并不很强,红军这不也没飞机,他飞临上空也就扫射一番,临走再扔俩炸弹,一般活动物体炸不准,碉堡房屋之类的目标搞准了也可以炸掉,损害力一般般,除非直接命中,但心里因素是很重要的。。国军飞机飞临前线上空,川军一片欢呼。
  刘湘的部队终于赶到前线,刘湘的二十一军,不仅兵员精干,而且素质较好:中下层军官几乎全由刘湘自己培训,内聚力强。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中,所部官兵久经战阵,作战经验丰富。而且管束较严,抽鸦片的绝无仅有。这不又被国民政府改编的武器精良,装备一新。还有四川军阀见都没见过战车营、重炮团(德国军工,享誉全球);两个机枪团(共36个连),全配英制路易式轻机枪。师、旅普遍有机枪营、团有机枪连,营有重机连,连配6至9挺轻机枪。
  这下张国焘要倒霉了,刘湘下达反击令,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一个一个的红军阵地被突破,被活捉的俘虏绵延了十几里,
  咱们的历史书上这么记载:11月18日起,川军在百丈地区大举反攻,拉开了决战的序幕。川军以6个旅、20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三十军阵地猛攻。红军指战员忍着连日作战的疲劳与优势之敌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方圆十余里内的水田、山丘、沟壑都成了敌我争夺的战场,杀声震天,尸横遍野。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国民党飞机,在红军阵地纵深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也没有对空射击经验,顿时四散隐蔽。不少战士在开阔地找不到隐蔽地方,在敌机轰炸扫射下牺牲。川军乘势卷土重来,红军伤亡过大,在敌机扫射和川军进攻下被迫后撤,退入百丈镇中,与川军巷战。对不断压上来的川军增援部队,红军已经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红军总指挥部果断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一线与敌军拼消耗,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红军撤离百丈镇。
  很快张国焘就知道再打下去全军肯定玩完了,当年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这下大米看起来是吃不成啦,红军赶紧把口号改成“打倒刘文辉,穷人要翻身!”(刘文辉是西康省主席,这下天天睡不着咧)
  经过十八天血流成河的激战宣告红四方面军入川的的失败,伤亡惨重的四方面重新翻越夹金山,退回甘孜阿坝地区,他们要在这里渡过寒冷的冬天。这次战斗可以和湘江之战相“媲美”,红四方面军从八万减员到四万,川军伤亡一万五,红四方面军撤退时,把几千伤兵集体丢弃在大道两旁,大部分人伤口受感染,以后都成了残疾人,这也是张国焘搞肃反,把红军医院的西医都肃了光,就剩几个中医,连消毒都不会。。。
  川军重创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无意当中帮了中央红军一个大忙,要不很难说以后拱产国际会在张国焘的"中央"和洛甫的"中央"之间,选择谁才是"真中央".毛以后在延安斗争张国焘,大骂他是长征途中的"猪八戒",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居然想夺洛甫大师兄这个位子.当年俄国人也是看实力搞任命,谁人枪多地盘大就支持谁.中央红军好逮还有块陕北根据地,而老张带着部队在藏区四处流浪....红军会师后二张争权,并没毛什么事,资历上毛和张国焘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运动员",老张当年在北大做学生会领袖,在那里运动学潮,毛还是个北大图书馆的社工(北大里雇佣的打扫卫生的,搞绿化的,门卫啊当年全叫社工,有很多都是文盲,所以胡适在台上演讲,毛的提问会被他拒绝回答,胡博士可能这样想,你不去干活跑这里来冒充学生.毛的这次受辱让他终身难忘,以后北平被街坊军包围,毛让人给胡博士捎去个口信:“以后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这个活可以给你干!”,胡适赶紧爬上国军飞机投奔南京去了。文革中毛也没忘了出出这口恶气,他亲自指示红卫兵小将们:我看北大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应该予以彻底砸烂。。。)而且张国焘是谠内元老,1921年在中拱一大就当选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一大会议也是他实际主持的,是中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谠内少数几个见过列宁的(还有个瞿秋白,国际歌就是他第一个翻译成中文),并和列宁交谈过的大佬。
  所以张国焘确实有这个实力挑战中央,问题就是洛甫这个总书记,并不是拱产国际任命的,老张其实和老毛想到一块去了。洛甫自从重用了毛,他的悲惨命运就早已注定,毛在长征后期,天天琢磨在哪废了他。不过鹿死谁手,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就看张和毛的手段了。
  所以就算张国焘取代了洛甫成了谠的总书记,也不能说他自立中央,洛甫的中央本来就是自立的,他的总书记位子也是夺来的。博古才是拱产国际任命的中拱领导人,博古当年也完全可以到俄国去控告洛甫“篡谠夺权”,所以他派出自己忠实粉丝彼得潘去莫斯科汇报情况,等着拱产国际和王明派人来替他主持正义,不过等彼得潘从俄国归来到达陕北,正义早被毛主持过了,洛甫拿着潘带来的拱产国际给他的任命书,苦笑不已,长叹一声。
  张国焘并没自立中央,而是他自立了个政府,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中央主要也是批判他这个。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要求其向贵州靠拢的命令后,张派出先遣队跟着交通员先一步去报告中央,“红四方面军将火速前往西南地区和中央红军搞会师”,先遣队还为中央运去了几部大型电台,当年老张在川陕根据地日子过的还不错,他的指挥部里设有总机,和各前线部队联系主要用电话,用的还是品牌产品——西门子电话交换机,电台主要用来联系中央和拱产国际,这不中央的大型电台掉水里去了,而拱产国际设在上海香港的秘密电台都已被“白色恐怖”,老张的电台天天发电联络四方,一点回音也木有,也就都发外太空去了。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日夜朝贵州赶路,很快先遣队发回来电报,密报中央红军兵力不到三万,枪只有一万,弹药奇缺。。。
  1935年5月16日,张国焘组织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茂县城内召开会议,一致认为既然中央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到了红四方面军勇挑重担的时侯了,老张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这是机遇也是挑战,现在轮到我们来主导中国革命的命运。。。”数日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告成立,张国焘出任西北特区书记和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张国焘以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和《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布告》,声称:“将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二十五军、川南红九十三军,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团结和领导一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并以“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老张信心满满的胡诌:“他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西可收复西藏、西康,北可抵新疆、青海,南可进取云南、贵州,以陕甘川黔苏区打成一片,这是粉碎帝国主义国民谠的赤色庞大战线。这是最后战胜帝国主义的决胜战争,这是中国革命最新的篇章。”
  老张估计有点精神不对头了,做人要低调这点都没搞清楚,他这样大张旗鼓的搞迟早要倒霉,他居然想在西北和国民政府搞一国两制,而且提出了“兴蕃灭蒋”这个奇怪的口号。他也走了江西苏区的老路,这还不引起老蒋的重点关注,以后国军把他的红四方面军当成了中央红军。
  四川曾经有过惨痛的历史,明末张献忠屠戮四川,剩下的川民可能和当年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也差不多,后来大清搞了个湖广填四川.移民几十万才让天府之国重新有了生机,想不到几百年后,又来了个姓张的朋友,所以这次四川各界前事不忘很快达成共识,要求四川军阀放弃分歧团结一致,响应民意服从中央,绝不能让悲剧在四川重演.所以张国焘再次入川会主义失灵大败亏输,红四方面军以后也无实力再搞大规模战役,最后在国军主力的围逼之下,被迫北上,再去爬雪山过草地.
  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窜入云南,当年云南省在西南地区是个富省,他除了出产优质鸦片还是当年中国最大的铜出产地,云南这不还有条直通越南河内的小铁路,于是云南的铜从这条铁路源源不断出口到西方,龙云用铜换回来可以装备十几个师的法国军火,所以云南部队装备不错,不过滇军兵力不多,全加起来也就四五万人,编成两个军,这也是当年军阀养兵可是要开支军饷的,士兵阵亡还得发一大笔抚恤费,这个和红军当然没法比.云南除了正规军,各县都有民团,县长兼任民团司令,装备也都是法国货.现在有些书上说当年的云贵士兵都是双枪兵,这是胡说,当年云南汉人很少有吸鸦片的,他们种大烟的目的是为了卖钱,而且鸦片还有个功能,就是可以当麻醉药使用,当年许多医院都用.到是那些彝族同胞在大吸特吸,这不他们的族人龙主席就是个双枪将,榜样的力量确实太大咧.贵州兵也没人会去吸鸦片,这吸鸦片在当年可是高消费,除非你自种自吸,军官中有,但也不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贵州兵换了新式装备,和日军在战场上打的一点也不逊色,怎么没见日本书上写过桂军用鸦片烟枪打仗.

  进入云南的红军惊魂甫定,中央政治局就在云南扎西又开了一个超级胜利的大会,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被彻底清算,洛甫终于坐上了中央的头把交椅,成了中拱的总书记,毛拍桌子砸板凳的在会场怒斥博古和李德,为洛甫上位出了大力,洛甫知恩图报,赶紧也给了毛一个前敌总政委的职务,让毛也乐乐.博古不服,派出潘去莫斯科告御状,这就引发了一场大悲剧.
  毛恨博古,同时他也恨洛甫,当年在江西苏区所有批判他的决议,都是博古下指示,洛甫起草的文件.,洛甫引经椐典,对毛大肆批判,所以在毛心里,他俩就是一丘之貉,成语里"狼狈为奸"最生动的体现,全斗争掉才好呢!不过毛没这个实力,报仇的事还得以后再说,毛现在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利用洛甫的重用,来达到他夺取红军最高指挥权的目的,然后再用枪来指挥谠(也就是毛说了一辈子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何得到洛甫的重用呢?而且毛在土城被朱摆了一道,打了一次大败仗,这下他想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这个梦想,技术难度又增加不少,自古要干大事者就要学会使用非常手段,当年项羽百战百胜,最后却乌江自刎,何也?没刘邦会耍阴谋诡计耳...
  毛一改昔日的狂傲,首先对洛甫这个新领导毕躬毕敬,早请示晚汇报,恨不得和洛甫同床共眠,洛甫觉得他很可亲很可爱,毛又到下面去让红军战士喊他"毛大帅",这也是为了麻痹洛甫,让他觉的自己是个粗人,对洛甫的领导地位不构成威胁,对毛的一再示好,果然洛甫失掉了戒心,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在洛甫心里,王和毛,一文一武,可以做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不过就是老毛的军事指挥能力太差,有待磨练.
  毛单独找到洛甫,拿潘去莫斯科这件事大做文章,告诉他自己之所以会在土城打败仗,也就是博古的势力在红军中还很强大,他们并不服气洛甫的领导,他们出工不出力,就等着看中央的笑话.要是拱产国际方面再来点不利的消息,你洛甫下台我被砍头是板上钉钉的,现在是到了和他们决战的时刻了,心慈手软大家就等着灭亡吧!
  洛甫当然明白一旦博古重新上台,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当年谠内斗争的可怕性,他也是亲身经历过体验过的,越想越不寒而栗,于是毛的计划被成功实施,邓发被重新启用,这位邓发可是当年红军将领闻之色变的人物,他是个肃反专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自己人也毫不手软,绝不留情,他是心简直就是钢铁铸就的,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也可以称为中国的贝利亚,他是江西苏区的苏维埃国家政保局局长,毛能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因为邓已被毛收伏,成了毛的人.当年各苏区最初的肃反都是按照拱产国际特派员米夫的指示开搞的,米夫指示红军必须实行纯洁根椐地的行动,建立专门的肃反机构,要把红军中的百分之五,根据地百分之十.....如果效果不佳,可以提高肃反比例,他要求各地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肃清红旗下的奸细"...胡志民也从香港发来指示电:“至于托派,我们要毫不妥协,毫不宽容。所有的事实都已经证明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应该从政治上被清除,从肉体上被消灭"
  邓发开搞,凡干部中“表现不好”,或“出身不好”,或其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立即逮捕,禁止人员流动,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特务内奸都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深谷密林腹地,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刑场.用刑法的残酷程度令人毛骨耸然。受刑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斩草除根”成了执行者的公开口号。为杜绝阶级报复的种子,连小童也......肃反肃到少先队.有一位后来位高权重老红军八十年代沉痛的回忆,"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错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具体杀人的数字和人员,至少还是绝对保密。
  邓发重新被启用,洛甫任命他为红军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但和他约法三章:“去过俄国的不能肃,中央有职务的不能肃,红军中有威望的将领不能肃。”于是悲剧又开始了,邓发原本就是毛的人,这次又是毛拯救了他的政治生命,当然唯毛是从。毛要用他来对付政治对手,周掌握中拱的情报系统,不幸潘是他的人。所以毛就让邓发把肃反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周,洛甫接到了一大批揭发材料,都是周的系统中存在着很多反对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其实大多数都是大家在闲聊中发发牢骚。
  汇报到洛甫这也就危言耸听了,于是在长征路上,一批忠诚的革命战士消失了,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自己人的暗箭之下,洛甫下令:“秘密处决,不要让别人听到枪声。”周亲自跑到洛甫那里,为自己一位姓钱的下属求情:“当年如果不是他,整个谠中央就完了,他是忠诚的”。洛甫冷冷的说:“他可能只忠诚于你吧!”。
  邓发的处决方式,就是用中央的名义通知那些要干掉的同志来开会(不是双规),而且明确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这是秘密会议,等人到了开会地点,等待他的却是行刑队,坑早挖好了。。。也有直接赶到前线指挥部,让所有人都出去,保卫局宣布罪名后,直接肃掉。
  邓发受到了洛甫的赏识,被一再提拔。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和张国焘会师时,邓发已代替陈云成为政治局常委,而且邓发想在红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搞肃反,被张国焘拒绝了。。。
  以后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掌握了中央的大权,和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邓发的历史使命显然已经结束,他被中央派俄国去接受再培训,以后回到延安,毛想给他个中央委员干干,却受到谠内一大批高干的集体抗议,都建议要清算他!这不杀人太多了,犯了众怒。毛这样说:“这是个路线问题,不能怪他一个人。。”。毛保了邓,当然心里也明白他是毛粉。
  毛在土城搞了个败仗,大大露了一把丑。打仗这事让一个没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来搞指挥,也就在红军里才可能发生。进了云南红军指挥权重新回到了朱德的手里,毛也再不发一声,不过老毛一直没忘了这仇。。。
  很多年之后,朱差点被革命小将们从西山架出去拳打脚踢,小将们把广播架进中南海狂吼:“朱德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野心家。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各个关键时刻,朱德都是站在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一贯在党内搞分裂活动,坚持执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照妖镜,把朱德这个长期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对于朱德反谠的累累罪行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朱德一贯仇视和反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图谋不轨,无耻地歪曲和伪造党史军史,极力贬低和攻击毛主席,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竟然贪天之功,把自己吹捧成“红军的创始人”,吹捧成“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太后有点搞得太过火了,毛不得亲自出来说话:“你们说朱德是黑司令,朱毛红军,那我这个政委还红的了。。。”
  毛是想搞臭老朱,但没想搞死他。这朱在街坊军里有大批拥护者,要打倒他毛也要掂量掂量,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
  有点事要先解释一下,为啥红卫兵小将们会大骂朱德是个“军阀”,以后又揭露周是“伍豪”(不是五毛),朱和周确实被搞的非常狼狈。这当然背后有江后领导的中央文革在暗中捣鬼,为了把这俩朋友搞趴下,中央文革不惜透露我谠重大机密,想把这俩朋友彻底的斗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毛也是这样想的,最好让革命小将们赶紧把他们人道毁灭了!但这俩确实不太好对付。。。
  朱德确实是个军阀出身,他老家是四川,但他的成名却在云南。当年中学毕业的朱德为了救国救民,去云南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很不幸,这学堂主要招云南本地人(有现在点北大清华的味道,你北京户口的优先录取,分降五十分,你爷爷老革命,分再降五十分,什么!你爹。。分再降一百分)朱把籍贯改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同时又将自己的名字由朱建德改成朱德,这才被云南陆军讲武堂录取了。
  长话短说,朱德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留校做了教官,很快他就革命了一把,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大清完蛋云南独立,他立了大功,他当年是个见习排长,他带队把逃出昆明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给活捉了,这受到了首长蔡锷的赏识,连连升官,青云直上。。。反正前途一片光明。
  以后老朱就顺风顺水了,蔡锷反袁挂了。唐继尧主政云南,朱被派去中越边境搞剿匪,两年时间朱德就从营长升为团长,他在剿匪战斗中,首创了“只杀首恶,不问胁从,主动投降缴械的放归乡里还给路费”,而且朱还数次带队装扮成土匪,深入虎穴,一举擒拿“座山雕”,这个后来林彪也承认:“当年红军穿上白军的衣服,混进敌人的县城都是朱德同志带来的新观念,当年我们的脑子还没那么灵活”。
  朱德也熟通了土匪的套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回山去兄弟们!”,这以后红军的十六字秘诀都是朱德传授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困我打”,这些都是老朱在剿匪战斗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他原创,别人那是剽窃)。
  这机遇又来咧,唐继尧想做个西南王,他首先看上了四川。于是滇军以护法为名头,大举入侵四川,这下四川人民不愿意了,提出“川人治川,客军回乡”的口号,老唐不顾全国舆论的谴责,顶风作案,把云南部队几乎全开进了四川,朱德很快就脱颖而出,他以一个团大败川军三个团,他的战术很可怕,就是集合全部力量,短时间内突击进敌军主阵地,猛冲猛打。。这当然自己也伤亡惨重,但那时的炮火威力并不能阻止这样的人海战术。他被唐任命为混成旅旅长,授予中将军衔。
  滇军在四川横行,但离老窝太远,得不到弹药人员的补给,而川军越战越猛,眼看顶不住了。唐继尧下令不得后退,朱德就和军长顾品珍密谋,打回云南去干脆把老唐干了,当年一个军两旅,朱德这个旅又是主力旅,于是全体同意,顾品珍调转枪口,杀向云南。
 朱的旅打先锋,云南的部队这不全在四川,唐继尧SB了,你让他如何顶得住。省城被朱德的混成旅轰破了城门,一大批丘八蜂拥而进,到处吃他娘,喝他娘,看上哪位妹妹就让他做新娘!老唐快马出城,朱带队在后面猛追,眼看就要追上了。老唐到悠闲的下马了,立定马前大骂朱德忘恩负义,背主求荣。。。“以后,俺绝放不过你!你等着瞧,腿别抖”。朱也下马痛骂唐背叛民国,放弃理想,这俩都骂了个痛快,朱这是没办法,这唐已经站在了越南的一侧,法国军人的机枪已经对准了他的队伍。
  朱又立功了,这下被顾品珍任命为昆明宪兵司令,云南警察厅厅长,这是肥差。朱也造了别墅,娶了好几房。。。那为啥朱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再革命,这不唐继尧又打回来了嘛!也是顾品珍自己闯的祸,这广东的孙大元帅要搞北伐,不过兵力不够,来勾引他,说是一旦北伐成功就把广东一省的地盘让给他,顾品珍的政治智慧显然是太欠缺了,赶紧带着自己的所有部队屁颠屁颠出发咧,北京国民政府当然也不傻,赶紧给钱给枪让老唐回去报仇,这下老唐又打进了昆明城,接着老朱逃,唐军在后面猛追啦。老朱很多年以后回忆“这是我的第一次长征,一直逃过金沙江才安全了”。
  唐继尧把朱德在昆明的所有动产不动产全部没收,并下令以后在云南有见到此人的可以立即干掉,赏大洋八百。
  泸定位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从泸定往西去就是西藏,路势也一路走高,当年泸定属于西康省,这西康省大清时木有,是国民政府新成立得,这不四川最大的两个实力派军阀,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为了争夺四川省主席这个位置,在四川打了一连串的恶战,最后刘文辉被刘湘赶出四川,二十万大军也就剩了两万,国民政府怕刘文辉卷土重来再次率军杀回四川,祸害人民靡烂地方,就成立了个西康省,给他也搞了个省主席干干.但这西康大部分是藏区,非常的苦寒贫穷,和富庶的四川根本没法比,这刘文辉日夜所思,就是何日打回老家去.1935年5月中央红军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蒋得报亲自飞到西康,严令刘文辉一定要守住大渡河:"石达开就是全军覆灭在这里的,想不到红军也会跑到这里..."
  老蒋确实没说错,1863年,就在大渡河畔的安顺场,7000太平军因找不到渡船没办法渡河,全军覆没在清军猛烈的炮火下,都升天追随天王去了。临死前,翼王石达开长叹一声:“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72年后,想不到红军又来了,这大渡河还挺热闹的。此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5000多人(比太平军要好两倍),但号称兵力十万,这可把刘文辉给唬住咧 ,这红军如此"强大",这事咋整,我两万部队都去守河,那省城岂不空了,要惹毛了红军,他要来进攻.....难道让我学诸葛亮,摆空城计?
  所以刘文辉部根本没有打算守大渡河,红军赶到泸定桥,还在对岸准备过桥时,守卫大桥的两个团朝天胡乱开了几枪就跑得没影了。事后守卫大桥的刘军解释为什么要提前撤离,据说当时红三团已从下游渡过大渡河,并立即向泸定桥挺进,为免腹背受敌,守桥官兵才撤退的。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撤退有点儿戏,即使大桥不能守住,至少有时间炸掉大桥,奇怪的是守军并没有这样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守军与红军已经达成某种协议。刘文辉部在红军逼近时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实际是放红军一条生路,如果以后红军壮大了,刘也多了一条退路。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刘文辉反戈起义,并官至林业部长,未尝不是对他这一放水举止的酬谢。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至于桥上的木板,有的木板是被损害、也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因而,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
  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城内起火了,很可能是红军炮击所致!(红军朝城内开炮,是为了吓走民团)...
  上世际90年代有两个英国小伙子突发奇想,要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徒步走一遍。他们果然走了一遍,。两个英国小伙走到了泸定桥,他们每到一地都要和当地百姓闲谈(他们的中文水平不低),这次也不例外.这次他们有了重大发现,86岁的李国秀站在桥上指着西面说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民团枪毙了。” 
  当年红军居然有带路谠,而且不怕死走在红军的前面,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或是极少有人自愿在两军交火时,走在一方前面充当挡箭牌。用枪口逼着人家“带路”,只能是这样想了.守桥部队顾忌前面的村民,不能疯狂地向过桥的红军扫射,遂使十几个红军通过了毫无遮拦的铁索桥。而守桥部队就是民团,刘军早撤了。这些地方部队有不少士兵是当地人,民团更是由当地人组成,而所谓“带路的村民”极可能有人和他们认识,从而更难以下手。 老百姓过了河,是谁毙的也很可疑,因为红军的炮弹打了过去,老百姓看见东桥楼起火燃烧,民团被一"轰"而散,逃的干干净净,红军接着朝城里开炮,引燃了几处大火.
  其实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明末杨嗣昌率领中央军一路猛追张献忠,各省也同样做壁上观,都想拒张贼于省外,各省部队以省界为限,搞成败不相救,胜不追击的局面.处处都是漏洞,见张只守不攻,这到成全了张献忠,队伍越搞越大,东抢一把西屠一城,最后杨嗣昌仰药自尽了事,这比他爹还强点,他爹杨鹤就是因剿匪无能,被朝廷砍了脑袋.
  朱逃过金沙江到了四川,受到了杨森的热烈欢迎,当年俩人都是滇军中的四川将领,唐派滇军入侵四川,杨森耍了下阵前起义,成了川军将领,现在已是师长了.而朱就悲惨了,四川各界都在声讨他:"一个四川人,却率领滇军到四川来祸害桑梓,这还是人么"...."也不想想自家祖坟在哪!川奸..",这下老朱在四川已不可能久留,而云南又回不去,这老唐的八百大洋,可是有很多人在等着想领呢.朱在扬森的保护之下,坐船去了上海.到了先去拜访了一下革命伟人中山先生,孙这不北伐也没搞成,还被陈炯明这反革命赶出了广东,正在运动各路义军"反"陈,见了朱大讲了一通三民主义必将统一西南,请朱先去云南边境收拢顾品珍的旧部,也别回云南了,直接打进广州,当然难度是有点大.但不要紧,这三民主义在广东已经深入人心,只要义师一到,必将马到成功!朱听的热血沸腾,很快就凉了,这弹药军饷孙让他自筹,也就忽悠他:"等打下了广东,我们再把唐给灭了,以后你就是云南的省长了,哈哈.....",朱可是知道顾品珍是怎么完蛋的,觉得孙这主义有点不靠谱(这不利用主义吗!),还好当年还有个马列主义,朱琢磨只能搞搞这个了,不然自己的军事生涯也就完了.
  朱在上海一所普通的住宅里见到了中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朱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老子这么大个干部,国军中将)。当年国民谠只要申请便可加入,没想到被陈"惧"绝了,陈在琢磨这朋友会不会是反动派派他来搞卧底的,好好的大官不做,荣华富贵不享,要搞拱产主义,这可能吗?估计酒喝多咧,要不就是和小老婆打架打败了,万念俱灰突发奇想,陈和他大谈了一番佛经,也就把他当成未来的弘一法师啦.
  朱很奇怪,老朋友孙炳文给他指点了一下:"人家只收无产阶级,你这想加入,除非先把自己的家产啊,还有那一群妹妹粉丝啥的都抛弃,这叫革命考验!人家可是一群想解放全人类的,要干这个就要无牵无挂",这下朱也下定决心了,这不云南在上海的一帮乡谠,都知道朱有钱,过不下去的就有人来找老朱借钱,老朱有求必应,人人都给,名气一响,这下蜂拥而来,很快钱就散了一大半,几个妹妹粉丝老朱也给了遣散费,各奔东西了.1922年9月初,朱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他俩是去欧洲学习马列的,也就是搞懂了才可搞革命啊!
  朱德去了欧洲,目的当然是非常明确,这不刚好一战结束,欧洲各强国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战争中都拼尽了国力,打完差不多都快凤凰涅槃了,三个帝国崩溃(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战争并没打出个美丽新世界,而是一片愁云惨淡。这到让苏联觉得有机可乘,开始大规模向欧洲输出革命,这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工人们被组织了起来(理论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靠劳工运动带来的)。朱德在这种情况下到达德国,首先他要学习德国的先进军事理论(当年德国军事是全球学习的榜样,美国则是个工业大国)为将来自己的军事生涯好好打打基础,还有个就是学习下拱产主义革命理论。当然他和那些去西方寻找救国之路的穷学生不同,他是个大款,钱对他来说一点不成问题,很快他就用重金租下了一位德国将军的别墅,条件就是这位退役将军每天来给他讲授德国军事理论,从战术学到战略,最后学怎么指挥大兵团作战。
  这下各位知道了吧,为啥书上一直说“朱毛”红军,又把朱德称为红军之父,刚解放的时候,朱和毛的像也是并排挂在墙上,这位朱德才是以后红军和八路军,街坊军发展壮大的幕后英雄,也是真正的缔造者,没有这位军事指挥家,毛早被国军活捉了去押赴菜市口,呵呵!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描述取得反第一次“围剿”胜利的诗句。 实际指挥者就是朱德,老毛不过躲得远远的在等消息。毛和朱在战后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朱认为该放了张辉瓒,因为张的家人已经按照约定送来了红军要的物资和赎金,而毛坚持要杀了张,这让朱德认为自己对不住张辉瓒,他和张以前说定只要红军拿到东西和钱,就放张一条生路,这不失信于人吗!而毛就是要打击一下朱,谁说了算的问题可是关系重大,毛对权力是绝不肯做出半点让步的,于是红军战士将张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了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
  毛以后能够掌控中央,和他的心狠手辣是分不开的。谁如果挑战了他的权威,或者不能拜倒在他的脚下,几乎都是死路一条。王实味还不就是这么回事,他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说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和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悖!这是在搞特权。。。”,以后被用大刀砍了脑袋(也为他家省钱了,这个不用交子弹费),尸体被投入枯井。
  回头继续:朱在欧洲意外的加入了中拱,他的坚定的态度获得中拱旅欧支部的肯定,周同意他入谠,张申府批准。这中拱的旅欧支部归拱产国际直管,不必通过陈独秀。以后朱如愿以偿,被送到俄国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又被秘密送到莫斯科郊外的拱产国际训练营,接受俄国军事教官传授的游击战和巷战的系统培训,朱在一帮第三世界的学员中,军事方面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这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当然不是一般的好。苏俄鼓动的中国内战已进入了新阶段,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朱被拱产国际紧急派遣回国,让他通过老关系,掌握一支部队,在必要的时候,做必要的行动!
  红军进入云南,朱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这不龙云派参谋长孙渡率领三万滇军主力,朝红军运动了过来。别搞错朱是滇军前辈,立即给孙渡发信一封:“你也是讲武学堂的学生,按资历你也可以喊我一声老师,红军这次只是过境,希望你劝告下龙云主席,何必要搞得鱼死网破呢!让别人得利。。。”。孙渡暂缓进兵,派人和朱德谈判,龙云指示孙渡,红军只要不进入云南境内,一切都好说。孙军不明红军底细,红军已无实力和滇军作战,滇军装备比中央军都要好。朱德提出红军退出云南可以,但要云南方面给予红军一点补偿,也就是接济点武器弹药和药品。孙打电话请示龙云(当年龙云在云南大力推行现代化,大部分县都通了电话,如果龙云统治到现在,云南估计村村都通地铁啦),龙云让孙和朱德签了份协议,先保证孙军绝不进攻红军,为了应付一下老蒋,也就尾随一下。于是双方的互不侵犯条约被签订,云南给予红军方面一千余箱子弹,五百支法国冲锋枪,二百挺轻重机枪的军事援助,还提供了中央军的电报密码,给了红军几部小型电台,这下红军阔了,朱德调转枪头,再次杀奔贵州。。。
  朱德惯用的战术就是避实击虚,让红军在快速运动中消灭敌人或攻打其防守薄弱区域,他的这个战术很管用,何况龙主席又给了红军这么大一份厚礼.红军枪弹充足可以大干一场了.又有了国军电台的密码本,这下仗就更好打了.2 月11 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二渡赤水。军委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指出川黔边为我们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作战。很快红军就破译国军电报,获知遵义防守薄弱,只有贵军一个团.朱德决定再搞次遵义,红军迅速朝遵义方向运动,一鼓作气拿下桐梓县,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门户还是娄山关。娄山关北距巴蜀,南扼黔桂,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为黔北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是囊中之物。这娄山关上有王家烈的两个团防守,仗很难打,红军做为攻方不得不仰攻,娄山关战斗堪称惨烈,有老红军以后回忆“那场仗啊,我们感觉天都是红的,大家足足两天没睡觉,一直在打。”战斗中红军每进一寸,都要付出数条生命为代价,后面的红军是踩着鲜血朝前冲,红军伤亡惨重,最后黔军顶不住了,被红军冲上了山顶,这下上演惨烈的短兵相接、白刃相搏.战斗结束时,红军有的连仅剩下9个人!群山静默,夕阳如血,王家烈连续向薛岳发出告急电报."第六团、第十五团共计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因陷匪重围,以致失利"。吴奇伟部两个师被调了过来.还出了个悲剧,在娄山关下宿营的一团红军,一夜之间有三百五十人在沉睡中死去。毛这下有事干了,他向洛甫汇报“这肯定是坏人投毒,也许就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邓发在行动,彭的参谋长邓萍在遵义前线指挥部...,彭德怀接到前线报告大骂:“你们这些猪养的、狗养的,统统给我死了算了!”然后是狠狠地摔了电话。很快彭德怀就化悲痛为力量,下令:“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不过王家烈的团早逃之夭夭了,让老彭搞了个杀无"蛇".
  红军攻下娄山关,再次打进遵义城.吴奇伟亲率国军增援的两个团运动了过来,这时并不知红军已经占领遵义.红军以为来的是王家烈的地方部队,派出张宗逊钟伟剑率领主力团去伏击他们,吴军猝不及防被吓了一跳,赶紧猛逃,红军在后面猛追.
  追了一阵子,吴军发现红军兵力并不很多,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又很猛烈,我追击部队顶不住了,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腿被打残,钟伟剑壮烈牺牲。还好关健时刻林率主力抄了吴军后路,吴奇伟两个团差点被全歼,最后窜过乌江,死伤八百余人.红军大捷,这是自湘江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不过彭德怀失去了自己的参谋长,他对邓发恨之入骨,但也知道他上面有人,红军中下级军官这下再也没人敢议论毛,深怕自己也被政治保卫局宣布为暗藏在红军中的敌人,被拖出去肃掉.邓发还对红军那个死亡三百五十名官兵团周围的村落,实行了无情的清剿.
 花絮:失踪的黄金银元





  各位以为老蒋败退大陆,从上海带走的那些黄金就是当年中国全部的财富,事情当然是一场中拱刻意安排的宣传,蒋运去台湾的那批都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储备的贵重金属,数量也不多,也没听说国军败退大陆前大搞刮地皮或者大抢十天。而老百姓因为金圆券贬值成了废纸,市面上重新流通金条银元,所以财富基本还是在民间。毛第一次出访苏俄,就提了一个让俄国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建议,他气壮山河的告诉“父亲”史达林:“当年苏联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中国人民是非常感谢地,也要做出合理的补偿,所以我们决定(中拱)当年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我们都要还,而且还要算清利息还,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史达林赶紧问了一句:“中国现在有这个能力吗?你们还要搞建设。。”,毛:“那我们就分期分批的还,这点钱对世界革命事业来说不算什么,苏联的担子更重一点”。于是最悲剧的一幕出现了,当年苏俄援助冯玉祥的,孙传芳的,国民谠的。。。现在老毛代表中国人民全部要还掉,而且还要算上利息还。中拱代表团光算账就和俄国人算了大半个月,有人来报告毛:“俄国人要算百分之五的年利息,是否有点太高了”。毛大手一挥:“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给他们百分之十。。。”
  协议签订,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这人民币俄国人不要。那就用两个途径还,一个是用物资(矿产和农产品),还有个就是直接用黄金白银还,中央下发文件,所有黄金白银都归政府所有,不得在市面上流通,百姓手里以前留存下来的贵金属,一律强行兑换,过期被发现私藏的立即没收,数量多的可以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名义逮捕。这份文件等于禁止人民持有黄金白银,于是从清末就开始大规模流通在民间的金条银元,大规模流进了国库,被一律熔毁,再重新铸造成金锭银锭,一车车的运往俄国。
  中国偿还给苏联最多的就是白银,这也是民国时期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就是银元,而纸币并没有进入城镇以外的广大农村区域,老百姓还是相信银元和铜圆,这是一次财产大转移,中拱国有银行也就多发行点纸币,就把民间财富掠夺殆尽。很多年以后有苏联专家无耻的笑称,苏联从中国得到了一笔战争赔偿,而且数目令人吃惊!
  1951年班禅回藏,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央准备给他一大笔钱。而当年西藏流通银元,而国内的银元已经都化成了银锭,中央银行赶紧又重搞了模具,开造“袁大头”,确实有点滑稽。
  所以各位知道了吧,中国向苏联还债究竟是还得啥债!这和赫鲁晓夫无关,而就是这位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无偿援助中国,数百个援建项目都是俄国免费提供,中国只不过负担那些苏联专家在华的一切开销,工资也是毛领导的中拱强行要给得,人家勉强接受。59年中国开始出现饥荒,赫鲁晓夫提出让中国暂缓还债,毛不答应,严词拒绝,让外交部告诉俄国人“中国是守信用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不过债迟早要还的,俄国人绝对忘不了,去年有俄罗斯专家又开始发文表示,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的无偿援助,中国现在这么有钱,是否也该偿还。
  中国偿还给苏联的债务总数,超过日本二战后给别国的战争赔偿,老蒋带台湾去的黄金根本不值一提,六十年代末周自豪的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也就是在他这样的豪言壮语下,中国经济负增长三十年。还好他们都死了,不然大家都准备进原始社会吧!
  原本很多事情如果不是苏联解体,可能我们永远都不能知晓。正是苏联解体,苏拱的秘密档案才被公诸于世,多少阴藏的罪恶才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唉,往事不必再提,曾经血满大地,拱产主义那朵鲜花,却盛开在人民累累的尸骨之上。
  中国的债务主要是民国时期苏俄用来颠覆中国的开销,朝鲜战争中苏方卖给志愿军的武器斯大林同意以半价结算,不过全是苏军换装下来的破烂货,步枪是莫辛纳甘骑步枪(这枪很难拉开枪拴,让很多中国战士白白丢了性命),AK-47不给给我们波兰产的波波斯冲锋(这枪温度一高很容易炸膛),T-34坦克很多身上都有凹洞,移交之前也就刷了遍油漆,飞机最早给的拉-11活塞式战斗机,这飞机怎么上天去和美军喷气式战斗机战斗。俄国人通过大批卖武器给中国,没多久反而他自己的部队换装一新。
  而民国的债务就无法计算了,这第一笔可能是。。。。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中苏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
  771万卢布,每年百分之十利息,到1950年你算算多少钱,这只是第一笔。所以中拱一直要还到60年代末,周才如获重释宣布:“俺们还完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毛还在大力援助世界革命,连非洲兄弟很快都听闻消息找上门来,要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毛又是大手:“不就1亿英磅吗,我们出了!”

  红军打了胜仗,毛又开始蠢蠢欲动,当然他目的就是想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可惜朱德专门和他捣乱.当年洛甫还没搞谠权军权合二为一,毛深知掌握军权的重要性,一旦军权在手,中央那几个书呆子还不小菜一碟.遵义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红军的作战对象大部分为数量不多的黔军。其与吴奇伟两个师的战斗,大部分只能算击溃,俘虏和缴获很有限。同时,红军自身的伤亡也很大。仅以红三军团为例,损失几达三分之二。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打一场硬仗,困难可想而知。所以朱德又想高速运动红军,也就是避开从四面朝遵义运动过来的国军主力,去寻找敌人的防守薄弱处,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毛不同意,要求开会讨论.
  1935年3月5日政治局在鸭溪又开大会,毛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敌人也就一个师,红军新胜应趁着锐气,一鼓而下之..."朱德不同意:"仗是打胜了,但红军主力也已元气大伤,这仗打不了!".朱德的意见举足轻重,于是红军将领都表示不能打,毛怒了:"既然如此,老子这前敌总政委不干了!"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洛甫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毛摔门而去,跑外头山坡上猛吸烟等着里面有人出来拉他回去,结果没一个人出来的.毛有点傻眼了.会议达成一项决意"任命彭德怀同志为新的前敌总政委".
  晚上毛知道这事麻烦了,提着马灯去找周商量,这不周是红军总负责,毛红着眼说:"任免令能不能不下,会场上我说的是气话."
  周兴灾乐祸了一把:"晚了,指挥员都回前线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这让毛怎么睡的着,这军权对他可太重要了,虽然排名不靠前,但也千万不能丢,于是毛又去了洛甫的住处.接着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洛甫的屋子里搞出了大动静,:洛甫大喊"老毛,你只是干什么,干什么.....".门口的几个警卫赶紧冲进屋去,他们见到毛跪在洛甫的面前.
  毛丢了职务,打鼓新场战斗也被放弃.不过别急,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再次召开大会,洛甫提议新成立了以"周王毛"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于是朱德彭德怀的军权被剥夺.(当年的毛既不是四渡赤水指挥者,更不是提议人,而是坚决的反对者。毛之所以强烈的反对四渡赤水,那是因为四渡赤水时他一直在琢磨夺权,所以谁指挥他反对谁。整个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都是朱和周实际在指挥。毛投靠洛甫后,才在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中忝陪末座.奇怪的是,红军上下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毛在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解放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毛有了洛甫做后台,这下准备大打一场,也是为了自己洗一下前耻.3月13日,三人团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对此,彭德怀则表示反对:"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而且这一命令在野战指挥员中引起强烈抗议。但三人团坚持说:“以 全部力量,于15日前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书上说毛坚决反对进攻驻军一个师的打鼓新场,那么,这次毛要打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驻守的鲁班场,这又为什么呢?难道他天神附体了. (这种书前后矛盾的地方甚多,看多了非精神分裂不可.)当红军遵命向中央军的坚固阵地進攻时,国军以机关枪迎候,3月15日拂晓,红军先向鲁班场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被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战至天黑停止攻击,红军大败,伤亡三千多,受到重创已经无力在战的红军不得不主动退出战场.



  花絮:大跃进与茅台酒



  当年的贵州省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最落后贫穷的省份,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而且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有红军老兵以后回忆:“我们的侦察队进入彝族人村寨,递上礼物(鸦片)并宣传了红军的民族政策后,受到头人土司的热烈欢迎,于是都款待了我们,不过那些彝族妇女把面放在大腿上揉搓,一会儿他的腿白了面却黑了,这事让我记忆犹深,这饭怎么都吃不下去。。。”。所以红军能两次进入遵义获得休整补充,在当年可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以后遵义被定为革命圣地,排名仅次于井冈山和延安,不过这并没给遵义带来好运,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毛革命成功10年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1959年冬,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葬,由于当时的遵义地区(现遵义市)是重灾区,饿死人又最早在遵义县的板桥、泗渡等地发现,故又称“遵义事件”。由于湄潭、金沙两县饿死人的情况特别严重,故又称“湄潭事件”、“金沙事件”。大饥荒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迫害造成的,这当然不能成立,以后刘都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并且实行饿死可以,外逃不行的政策。还出了个惨案,1959年遵义地委要在绥阳公社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关进一个仓库,大会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这仓库里关押的人居然被大家遗忘,半个月后有人才想起,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
  就在这种情况下,遵义的粮食还在外调,而且是用来酿造茅台酒。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幅提高?
  当然事情是有原因的,1958年的时候,毛在成都会议上指示贵州方面:“茅台酒产量太低,不够大家喝的,你们回去也搞个大跃进,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茅台57年才年产400多吨,搞一万吨?这样的跃进估计进了拱产主义也搞不了。。)
  毛难道会不知道当年下面各地出现的大批饿死人情况,现实就是毛心知肚明,他掌控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密的组织,下面就算死了只谠的羊他都立即会得到汇报,那么说说毛在大饥荒前面的表现。。。
  农民的悲剧始于统购统销,毛在1953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毛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4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那年,人均口粮仅为381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280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220粮食”。
  以后毛不断告诫干部们,“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对农民挨饿,毛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1955年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薄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划人陈早在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泽东说要和农民打一场战役,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拱产谠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拱产谠垮不了台,不管怎样对农民掠夺都行。
  毛说:“农民手里不是没有粮食,问题是怎么让他们交出来,良心少一点好 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5月17日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说:“ 这些大家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1955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毛有制定了新的计划:“为了便于征粮,1955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150万,每年30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遵义地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大批饿死人。毛用“农民手里有粮,问题是要让他们交出来”这句话来告诫全谠,于是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干部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就是反对毛和谠中央。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敢为民请命,还说农村有粮。 
  而贵州在饥荒最严重的时代,居然还在拼命生产茅台酒。这也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如何能不落实,贵州立即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还有用来运输粮食用牛马以及狼狗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贵州交通不发达,而怀仁又是偏僻县,粮食运输主要靠牲畜,狼狗是用来保卫粮库的,主要对付那些想偷粮的盲流饥民。。。
  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此言点滴不差,这三年生产出来的2000多吨茅台酒,也就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苍天无语,大地含悲,人命贱如此。。。
  毛在鲁班场又搞了次大败亏输,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央决定成立的,洛甫也不好说什么,再搞解散中央的颜面何存",败就败了吧,权当交学费.军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才是最重要",洛甫也只能这样安慰下自己了.王和毛依然是红军最高决策三人团成员,王当年二十几岁的年级,军事经验几乎为零,所以很少开口,毛这次又搞砸了,也闭了嘴装深沉,这下重担就轮到周一肩挑了,周到不敢乱指挥,朱因为毛在洛甫那说他军阀思想严重,想取代中央掌控红军自立为王,这当然被排除在军事决策圈之外,洛甫让他歇了菜.周就把彭林两位大将当成自己的智囊,军事决策先讯问一下他俩意见,可行就实行,这也到是一条比较实用的道路..
  毛知道自己在红军里威信越来越低,有点臭名昭著的味道,大家不明说,也就是他有邓发这把刀.但军权自己是一定要掌控,当然这还得靠洛甫强有力的支持才行,如何去获取洛甫的欢心,这是毛现在首先要搞定的事情,毛也不管军事了,天天围着洛甫,鞍前马后,倒茶递烟伺侯着,也在观察洛甫的所思所想(这时的老毛,有点戏台上大花脸奸臣的干活,"伟大领袖'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要受得了胯下之辱,毛对这些理解透彻,要不然他也爬不上伟大领袖这宝座咧!)
  终于有一天,毛的机会来了.他和洛甫汇报思想汇报到半夜,准备回去睡觉.洛甫有些伤感的说了一句:"真羡慕老毛你啊!回去就能钻热被窝...".毛听出意思来了,洛甫想要老婆了,这也是洛甫从俄国一回来就做了中央的大领导,日理万机.就算有中意得MM,他也不能象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去展开爱情攻势!这不他干部做得太大,只能是无限寂寞,独守空房.毛对这事可太老手了,洛甫一句话,他就赶紧行动了起来.为洛甫搞个洗衣做饭,铺床叠被的身边人,这事要搞成了,自己以后不成了"明君"手下的"爱卿"了.
  不过洛甫是个"洋马列",又是谠的总书记,这个可不是给山大王去抢个姑娘做压寨夫人那么简单,这农村里粗手大脚的村姑他肯定看不上眼,漂亮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这穷乡僻壤贵州又上哪找去?何况找来洛甫也不一定看的上,主要是没共同语言,洛甫的老婆一顶要政治可靠,出身清白.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给毛找到一个,这人而且是毛的湖南同乡,1935年4月,由毛提议,总政主任李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刘英是红一方面军30名女战士的杰出人物之一。此前刘英担任“红章”纵队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遵义会议后不久,她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
  这刘英去过苏联留学,还起了个苏联名字叫尤克娜,她没结婚是因她以前的男友参加长沙暴动搞杯具了,被军阀白色恐怖了一下,刘一直不能忘怀,毛去和她一说,这洛甫可是中央第一领导,这还有啥不愿意的,又被连升五级,于是这事居然就被毛轻松搞定,洛甫这下成了湖南女婿,和毛也算是半了老乡了,但婚礼没办,刘说是要等到安定下来再考虑...
 花絮:红色性解放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认为,不仅财产要公有,国家将消亡,而且写明了家庭也必将不存在、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崇高的最终理想,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为无无产阶级所排斥,革命者只要直接上床就可以了.
  于是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苏俄经历过一段被不少人遗忘或者压根不知道的性解放时期.文学作品来里的情色描写在官方许可下大行其道,一时间保守的俄国在国际上竟成了“性自由”的代名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辉煌一时的前苏联瞬间解体,大量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俄国,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一个月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以后俄国又产生了一杯水主义,认为在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杯水主义”其实就是性解放性放纵的代名词,它出自苏俄时代的现代女权主义对性的理解。指摒弃了传统女性应有的道德观,追求性的享受,在生理需要的情况下,与人发生性关系,就如口渴了就应该喝水一样,是应该得以满足,且很平常的一件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拱两谠都派遣了大批热血青年去革命圣地莫斯科,学习苏联所谓的先进革命理论.这还不都学"碉堡"了,于是"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多少同林鸟,都成了分飞燕"大批在革命伴侣中上演,在苏联没有离婚这一说,俩人分手只要带上各自的行李,说声拜拜也就自由了.所以洛甫这种浪漫,是在身体力行俄国老毛子的先进革命理论,没啥好大惊小怪地.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性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二十世纪末,有俄罗斯报纸透露,列宁死于梅毒.斯大林当然也毫不逊色,要不他还怎么能领导全谠呢!二战后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主要是性病传播的太猛,大批工人得病后无法干活.所以书上一直说性解放是欧美资本主义先搞起来的,是他们西方社会腐朽堕落的一个特征.这是胡扯,其实鼻祖是苏修,是俄国熊弄出来的.
  当然中国革命者学习能力也是很强地,1927的一天,汉口一个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妇女解放,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在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自由万岁,把中国从列强手中解放出来!”1927年3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谠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
  以后毛也学会了,他把老婆送俄国去治病,没办离婚却又和江青同居了,组织不敢管毛,但可以管江青,陈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毛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毛就打电话给陈:"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的床上来了,简直吃饱了撑得"。洛甫做为老领导,就写了封信给毛,意思江青结过好几次婚,不赞成毛和他结婚.
  这下把毛彻底惹火了,第二天召开高级干部大会,在会上大发雷霆:"吃喝嫖赌,孙中山可以,为什么老子就不可以?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有一件事先要搞清楚,这“周王毛”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和以前“博古李德周”的三人团可不是一个概念,博古的三人团可是谠政军一把抓,洛甫的新中央废了这种领导方式,新采取的是政治局集体负责制,有重大的问题要解决就召开政治局大会,少数服从多数!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只负责军事,周是团长,王毛协助。所以长征中毛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只是到后期毛掌控了军权,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到了延安以后才被确立的。还有个事,就是说毛以前做过红军总政委,这完全是胡说。这事还得从中央到江西苏区说起,中央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接任。以后一直到长征毛都没再担任过军职,也就是剩了个苏维埃主席的虚职,被夺了军权的毛,饱受打击,中央批判毛“右倾”、“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富农路线”(都洛甫起草的文件)。
  周取代了毛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朱德一起指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同时周发现朱德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建议中央成立红军总部。红军总部于1933年5月成立于瑞金,与红一方面军总部合署办公。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兼方面军政委,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所以毛根本没做过红军总政委,这是个谎言。
  红军在鲁班场和周浑元部拼得大伤元气,这时国军已经在红军周围开始形成新的包围圈,当时东有郭勋棋纵队,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北有滇军孙渡部。还好云南和红军有互不侵犯的密约,所以滇军并不和红军搞解触,对蒋下的命令也阴奉阳违,迟迟不朝中央指定防守区域靠近.周还是去找朱德商量,毕竟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还是那句话:"打不过就走,以快速行军来打乱蒋的军事布署,现在红军再无实力和国军搞阵地战,消耗战,仗是坚决不能再打了."
  红军的快速行军有点可怕,有时一天要走一百五六十里地,而且大多数都是难以行军的小路山路,别忘了这是云贵高原,三月又是最寒冷的季节,有很多战士行军完一躺下就在也没能爬起来,所以娄山关下那数百名集体死亡的红军,很有可能死于高原反应.为了快速行军,数百伤员被抛弃.不抛弃也没办法,这红军自从土城之战后就解散了红军医院,伤员带着也无法医治.云南方面馈赠的药品是太珍贵了,不过数量太少只能特供高层使用.朱德向周提了个要求,就是干部能不丢下尽量不要丢下,要丢下也要给予妥善安置.周回去下了个命令:"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级以上的军官可以用担架抬着跟随大部队走。营以下军官给予妥善安置后才可离开."气人的是,这地方找不到几户人家,干部只能是按级别发银元,多的发几百少的几十,然后给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红军15日晚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3月16日进占怀仁,茅台。军事有周管着,毛无事可干,闲得发闷,但自己要在红军里树立权威这事不可忘,那就下点命令,毛的指示传达到红军各连队"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可能还要回来。”还有"行军一路赤化一路,攻下一城筹款一城,要走蒋匪不敢走的路,占领蒋军到不了的城",毛指示到最后,自己可能写的眉开眼笑,周王都有点受不了他,王:乱七八糟,老毛你精神有没出问题啊?"毛抗议:"这也不让管,那又不让做,你俩这是在迫害我."
  在贵州的几场大战,红军的作战方式,就是集中所有兵力,对国军予以毁灭性打击,如果不能或无力全歼,也要击溃其主力,俘获其一部,这战术是朱德总结出来的,主要原因就是红军现在无法得到补给,只能靠缴获来充实自己壮大自己,但没搞成一次,遵义大捷也就击溃吴奇伟亲率的两个先头团,俘获三百余人,但红军这种作战方式也造成了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局面,而且兵力越打越少,一路扩红扩来的新兵,也就给他们装备点大刀,梭镖就让他们第一批冲上阵地,去消耗敌军的弹药.也都冲的勇猛死的伟大了,歌声响起:"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伤,共和锅的旗帜上,有俺们血染的风采..."(唱得好不好,请掌声鼓励),记住他们吧,现在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了,也就是他们级别不够,历史只记载团以上干部.
  这不谠中央要搞川黔边根据地,又给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发了鸡毛信,所以在云贵川逃过来窜过去,苦等两路大军来会师,朱德已经看出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亲自去找洛甫交心:"这样搞下去不行,现在红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还是放弃创建这川黔边根据地,我们主动向四方面军靠拢,两军一旦会师再商量在哪建立新的根据地."洛甫去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反对:"这朱德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就搞投降逃跑主义,俺对这个人太了解了."周王问毛:"那你说该怎么办?",毛:"我也不知道".洛甫干笑了几声,"那咱们还是开会讨论吧"
  会开的很顺利,一帮将领都认为红军不能再和国军搞硬拼了,就是敌人哪里防守弱就朝哪里去,要去和四方面军搞会师,问题是不知他们现在在哪?所以还是联系上再说,现在首要的就是摆脱敌军主力.贵州国军多那就渡过赤水河去四川瞧瞧.
  会后红军迅速占领茅台渡,茅台是一个又赃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拥挤不堪的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狭窄泥泞,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结构的,有些是茅草顶,有些是红瓦顶。在小村上的上空弥漫着高梁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昧。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近乎纯酒精的烈性酒,并将酒和鸦片运往四川。茅台是运输这两种货物的中心。它也是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是马帮从四川驮来的。商人卸下货物后又装上酒和鸦片带回去。听说红军要来了,茅台镇上有钱人也逃了个光,当年都是些酿酒的小作坊,最大的三家名为“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出的酒也称华茅”、“王茅”、“赖茅". 这茅台酒当年并没多大名气,最多算了贵州地方名优产品,主要是在美国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全称是“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当时主要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被开凿通航而举办的一次盛大的庆典活动。应邀参加博览会的共有41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国共选出18省赴美赛会展品10万件,共1800箱。中国展品获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几乎都是农产品)。
  茅台酒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并不是最高奖项,而是荣誉奖章,代表中国捧回大奖的五种酒是:直隶高粱酒,河南高粱酒,山西汾酒,广东的果酒,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酒品。不过当年却是贵州的荣誉,好歹也搞了块牌牌,当获奖的消息传到茅台镇后,成义烧房和荣和烧房做梦都没想到送展的茅台酒竟能在国外得奖,并且成为世界"名酒"。当得知奖牌只有一个时,自然两家都争要,互不相让。仁怀县政府和商会无法解决,只得呈文贵州省公署裁决。1918年6月当时贵州省省长刘显世对这桩迁延三年的官司做出裁决,原文如下:“省长公署令如下:呈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应该是成义,不是成裕)两户选呈获奖一份,难于分给,请核示由。呈悉。查此案出品该县当时征集呈署时,系一造酒公司名义,故奖凭(证书)奖牌仅有一份。据呈各节,虽属实情,但当日既未分别两户,且此项奖品亦无从再领。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

64 条评论:

  1.   茅台酒在民国也就小有名气,民国时,贵州地处边陲,又是地方割据,土陶坛子装的粗酒,也就云贵川地区卖卖,沿海一带富裕人家也没喝白酒的习惯。那年月,国民政府的那批官员也都是江浙一带出身,都爱喝绍兴黄酒.国民政府宴请重要外宾,也用法国香槟,老蒋不喝酒,但家里也摆几瓶黄酒,祭祖时用用,国军败退台湾,绍兴酒也跟着横渡海峡,在台湾埔里落地生根,现在还是台湾当局的宴会用酒。
      红军进入茅台镇后,红军政治部贴出了布告,没收所有"地主""资本家"留下的产业,但不让红军战士进入没收来的酿酒作坊,也就怕这些酒坊设备被损坏.这时的红军还想在川贵搞根据地,所以也就不搞一扫而光的政策,但这时的红军战士又累又寒,都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拥而进开怀畅饮,并用茅台酒擦洗伤口,止痛消炎解乏,暂时解决了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都是草鞋兵,累冻得脚又红又肿,很多都化了脓,用茅台酒一泡,和用酒精消毒也差不多.)
      这批战士喝醉了睡,睡醒了再喝.高层也猛喝,茅台酒几乎被统统喝光。周用容量超过一两的杯子,一次喝下二十五杯茅台酒,酒量之大,勇冠全军。李德喝的酒精中毒,睡了一礼拜.
      全军大醉三天后,红军陆续从茅台中渡、下渡、银滩浮桥三渡赤水河进入四川.这下红军上下都爱上茅台了,1951年政府没收“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整合为国营茅台酒厂。同年8月,国营茅台酒厂划归贵州省工业厅管辖,并正式定名为贵州茅台酒,以后茅台酒分为五级,一二级五年以上陈酒特供中央,三四级纯酿供军方和各省市地方政府,五级杂质酒供应各地商场销售给老百姓.茅台也成了国宴用酒,这不俄国老毛子也爱喝白酒,来一批就灌醉他们一批,这不中国官员会耍赖,喝不下就让服务员偷加白开水,俄国老毛子没想到中国同志会来这一手,全喝得找不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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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遵义会战的胜利以后,红军本来想一鼓作气消灭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三个师,从而建立黔北苏区。但是鲁班场战役又失败了,周浑元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会合其他中央军围追上来,川军此时又打下了遵义。红军无法再建立黔北苏区,只好再次渡过赤水,三渡赤水后却意外的遇上了一支七八十人的运盐商队,这支商队都是红四方面军人员化装的,带队的就是中央一月份派出去联络四方面军的交通员,这支商队为中央红军运来了几部大功率电台,这可太宝贵了。于是中央和四方面军有了电台联络,张国焘第一封电报就告知中央,四方面军即将展开嘉陵江战役,朝川黔边方向移动,一方面军可以先期赤化川黔滇边区全境,为建立一个红色新根据地打打基础。
      中央赶紧开会研究,大家这下都精神振奋。当然一方面军现在这点兵力已无力开展赤化川黔滇,这个可不能和老张说,不然他不来了岂不糟糕。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确实是个好消息,军事方面,四川刘湘早对红军想在川黔滇交界处搞根据地有所防备,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河,发现川军已经搞出了一条完整的封锁线,要打川军现在一方面军的将领都有点不寒而栗,这土城之战的教训可是太深刻了,而且现在有了大型电台,川军和国军的来往电报很快都被破译了出来,国军上官云相的两个师已经从成都出发,用不了多久就能赶到川西,而川军入贵州的几个旅也在回防中,这何去何从又成了一大难题。
      红军大部队从茅台镇出发,确实也有战士拎几瓶茅台酒带着的,不过当年瓶装的茅台酒数量不多,也就出发没几天都被战士们喝下肚去,这不天天打仗,战士们都不知明天自己是否依然能够活着,当然今朝有酒今朝醉,当年红军战士这不也没装备水壶,这茅台镇大批储存在酒窖里的一缸缸一坛坛的茅台酒,也无法携带,只能是能喝多少喝多少,喝不下洗洗脚也不赖。以后那些文章都是在胡编乱造,红军在贵州带走的最多的就是鸦片,而且鸦片当年在各地都能换钱,这不谠中央从长征开始就宣布“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在贵州土豪劣绅太稀有了,所以钱不太好筹,也就筹了一麻袋一麻袋的鸦片,于是红军战士成了运输队员,每人都背上几斤,以后一直背到了延安还剩不少,这红军是严禁战士吸鸦片,发现的枪毙,但酒到没这个禁令。茅台真正出名是毛上台后,当然这里面也有政治因素,现在天天讲要和世界接轨。当年却是先要和俄国老毛子搞接轨,而老毛子只爱喝白酒,如果俄国老毛子当年爱喝马尿,那马尿也就成了特供产品,因此茅台这烈性酒会被中央选中,以后成了国宴用酒。
      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河后,国军飞机居然几天没发现他们的踪影,蒋在贵阳运筹帷幄:“这匪军在和我们躲猫猫,他们兵力所剩不多肯定不会远去,红军想在这里建立一个红色夜郎国,立即电令各路剿匪军,放弃建立堡垒围剿的计划,快速赶到赤水河边待命,命令滇军孙渡部立即进入川西建立新防线。”
      国军各部接令开始调动,孙渡借口川军不配合迟迟不进,而红军立马破译了这封电报。朱德分析后认为,现在贵阳成了一个防守薄弱的地区,如果红军突击过去,能让蒋的围剿大军立即出现混乱。朱德的建议得到中央的批准,不批准也没办法,也没其他路了,于是野战军再次行动起来,红军一团奉命去扰乱下敌人的视线,朝四川内地运动,主力则再次准备渡过冰冷的赤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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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1934年夏,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区的各种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使之与四川的斗争汇合起来。同时还应考虑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包括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特别是对于军事援助这一点,弗雷德具体解释说:〝可以肯定,仅仅培养干部是不够的,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
      于是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
      1935年初春,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来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设法恢复同中拱的电讯联系。李立三专门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失败了。而在外蒙,同样是1935年春,大型的通讯联络站正在加紧施工,一旦建成,电波接受将覆盖整个中国大陆,一批联络员在内蒙境内活动,也在寻找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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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当年如果没有俄国老毛子的支持,红军能够在中国内地发展壮大并搞出根椐地,这当然是根本不可想像的.1931年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拱产国际策划出来的.当年拱产国际对中拱掌握绝对的领导权,事无巨细都要下指示下命令.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拱“六大”上,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就剩无产阶级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集合起来参加夺取中心城市的总暴动了".
      而江西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谠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60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还要向俄国发慰问电.苏区还有个奇怪的现像,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苏区教育而且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念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学生也仅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舞棒,焚毁教堂、寺庙,撤毁公路、电线...等.早在1930年5月,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央就指示各根椐地组建农民武装,将16-45岁男女编入“赤卫队网”。城乡赤卫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从省到县、区、乡,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的有机链条,既保武力兵源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首开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
      苏联的路线和方针会随着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也闹出了许多搞笑的事情。拱产国际开初在中国,首先确立的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学生中的积级分子为骨干,来发展学生运动,工农运动。这也是当年,也只有知识分子能够承担起宣传鼓动任务,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子弟,“让他们来抗红旗,那红旗会不会变色?”斯大林掌权后就提出这个严肃的问题,并深谋远虑的提出:“中国谠应该大批的吸收无产阶级到谠的队伍里来,要让他们占绝大多数,就算是无产阶级中的无赖,流氓,他们的阶级意识也要比资产阶级那些小知识分子强多了!”
      原本中拱建谠时期就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赣南、闽西早期谠组织也以知识分子为主。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从莫斯科一到达根椐地,大家赶紧传达落实,博古连忙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1933年红五月征收谠员运动,两万多人速成进谠。瑞金用开会方式对新谠员训练一天了事。博生县某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入谠,难道你是反动派么?‘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拱产谠’”,不少人甚至不知拱产谠为何物就入了谠,到1934年8月,中央苏区的谠员猛增到15万人。中拱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和奉献。但超常发展谠员,则会冲击这些标准。许多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来入谠,多以想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抢女人等为目标。
      而在斯大林不断的指导之下,中央苏区政策是越来越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最后连红军的物资补给都成了严重的问题,就算国军以后不来进攻,也只好去转移根椐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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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花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上)






      1928年3月10日,中拱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1931年按照拱产国际的指示,各根据地的肃反委员会陆续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机构几乎完全照搬苏联,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就连这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首长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随身携带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统一制发的红底黑色篆体“卫”的证章,便衣人员携带白布盖国局印信的证章。1933年7月23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国局所有人员所携带证章进行了更换,所有国局系统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及保卫队指战员等携带长二寸宽八分的铁制证章,正面从左至右凿空G.P.U三个字母、背面衬以红布;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谠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高级军政领导。
      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谠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谠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谠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邓发喜欢用宽大的大刀装备他领导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他的行刑队。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 ,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

      这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名称全来自苏联,这要从苏联的十月"革命"说起,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成立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是一个凌驾于谠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
      俄国有个叫别尔嘉耶夫的知识分子这样说:"在契卡横行的国家里,生活就是恐怖,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真理报》有文章把红色恐怖定义为“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系统”,随后,契卡人员宣称:“不要在侦讯材料中寻找证据证明被诉人有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或言论。你们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他来自哪个阶级,他是什么出身、受的什么教育、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问题就应当可以决定被诉人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就在于此。”
      知识分子在沙皇俄国是具有社会和文化双重含义的概念。俄国知识分子常扮演政权的反对派角色,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不惮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且以此自豪。禀承了这一传统的旧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制度下依然故我。正如别尔嘉耶夫的自白:“我在苏维埃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五年,所有这五年里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上的不妥协。可以说,在这段困难的时间里我从未背叛自己。我甚至为自己生命中的这几年而骄傲,并视之为我履历上特别有尊严的一段。”
      这让列宁恨大了,让契卡迅速行动起来:"要对这些反革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赶快拟定清洗名单,能抓多少就抓多少.."
      国家政治保卫局从1922年7月至8月草拟的各地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及其分类,与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的积极程度基本相符。这些名单的编就遵循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2年6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知识分子在高等院校、各种协会、私人出版社、行业代表大会、合作社、托拉斯和商业机构中以及在宗教问题上进行层出不穷的反苏活动。高校师生争取“自治权”的活动也被列入其中。
      教授治校一直是沙俄后期各大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来之不易的自治权仅维持十余年,俄罗斯的高校就遭遇无产阶级专政。“职业技术学校及高等学校管理总局”拟定新的“高等院校条例”,对高校原有的自治权加以限制,撤消选举产生的校长,改为任命制,取消高校教师委员会对学校的管理权,由大学生、工会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及高等学校管理总局”的代表共同组成高校管理机构,按照阶级原则进行招生。高校还附设工人预科系,对工农子弟入学提供优惠条件,对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数量加以限制。接着,当局又通过改组,摧毁了一些人文院系,逼走了部分教师,同时怀揣谠员证的红色教授渗透了进去。
      而“乌克兰反苏教员与社会活动家名单”囊括了哈里科夫和奥德萨仅有的几所高等院校的教师——从教授到助教,还包括哈里科夫理工学院校长、人民教育学院两任校长和医学院两位副校长,基辅名单则主要是医生、工程师、律师等专业人员。
      由此看来,反苏活动似乎遍地开花,无孔不入。这不禁让人好奇,一个新兴政权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对浪潮,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合法政权,这需要何等强大的逻辑!当然,气壮乃源于手中强大的武器——国家机器,而反对者却只有一张嘴和一支笔。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搞大规模清洗也不可能了.不过当年苏联刚立国,列宁政权还有必要考虑一下国际影响,也是为了以后向世界输出革命,如果没有各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1922年5月,全俄共200多位在国际上知名的知识分子,分别乘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与“普鲁士号”离开苏联。对新政权的不妥协,让他们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走上颠簸的异乡流放之路.
      其他那些没啥知名度的就倒霉了,大清洗很快展开,学校成了殡仪馆和停尸房对口单位,“教师会议现在几乎成了给我们的同事开的追悼会"。有一次,在结束这样一次会议时,一位大学的校长对与会者黑色幽默了一下:"先生们,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不要那么快死。你们去另一个世界,给自己找到安宁,但给我们造成多少麻烦啊。你们知道吗?要给你们保证棺材有多困难,没有马匹运你们的遗体去墓地,为了你们的安宁掘一个墓多贵呀!请首先想想自己的同事,争取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吧。”
      索罗金在《漫长的旅途:自传》中有“殉难者名录”及“新的屠杀”两节,集中记叙了知识分子的死亡:各种各样的自杀、疾病、羸弱,以及十种死刑。“今天看到还活着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死人了。”索罗金写道,“对新社会的建设者来说,人们成群地像苍蝇一样自然死去还不够,红色恐怖机器在不停息地运转。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国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他还写道,“每天逮捕如此多的人,修道院和学校都被改成监狱了。早上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傍晚是否还是自由的。离开家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重视统计数字,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四十七个省人口缩减了一千一百万。
      列宁躺进了红场,接班人斯大林显然还要疯狂,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员进行极端残酷的审讯的办公室里,安装着一个直通斯大林办公室的传声器。隐身幕后的斯大林嘴里含着烟头,贪婪地听着按他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审问,得意地搓着双手,不时露出无声的微笑。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前十余年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斯大林在别墅阳台上向他当时的盟友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酒后吐露真言,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准确地找定自己的敌人,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狠狠地加以报复,然后就去睡大觉。
      以后捷尔任斯基杀人前先念叨一句:"为了让斯大林同志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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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花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中)






      苏联的一幕很快在中国同样上演,拱产国际的指示"一麻袋一麻袋"的到达上海,在苏联特派员指导下搞出来的一系列的起义,暴动,无不惨烈异常,这些起义和暴动的都以“杀人、放火、抢物”为目标,提出了“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对地主实行肉体消灭”、“鼓励自由杀人”、“奖励焚烧房屋”等口号。于是,许多商人、小业主和没有按时交出地契的农民以及执行烧杀政策“不坚定”的干部,都有可能倾家荡产、人头落地。1927年11月,为了对抗国民谠提出通过减租来实现土改的方案,中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国现状与拱产谠的任务决议案》。其中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该决议案表示:“本谠坚决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谠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苏联的报特别表扬了一下澎湃同志:“有阶级觉悟的海陆丰的农民,……对于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尽性搜捕杀戮,……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这种情景在海丰方面,尤加倍的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
      1930年6月,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已经不可避免,中拱最主要的任务,除了建立红军之外,就是集中精力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强调,为了对付富农破坏土地革命的阴谋,谠应该“没收一切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主底土地,并把这些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去平均分配,来与富农底企图”作斗争。决议案还要求“谠应该宣传土地国有这个中心口号”.顺便说一句,历史上所谓“立三路线”,就是这一决议案的产物.但是拱产国际却出尔反尔,把责任推到李立三身上。
      这个决议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在目前还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就迫不急待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说明所谓土地革命根本不是想让贫苦农民得到土地,而是要以“国有”之名,行独霸土地资源之实。两年后,拱产国际发现这个口号太露骨太过分,才提出“只有在苏维埃革命在国内重要省份中获得胜利后,只有在农民基本群众拥护国有土地后,我们才能实行土地国有”的政策.
      各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主要是对内的,首要目的就是肃清隐藏在红军和根椐地里的特务,内奸,反革命和托派分子,投降派分子,革命意志不坚定分子.......对外的是周在上海创立的中拱特科.谠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后,毛被夺权被迫靠边站,邓发被周收入麾下,一个是江西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邓发一手组建起来的,换别人指挥不动,还有一个就是邓发有一个特点,谁是上级他就听命于谁,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可以做到六亲不认,连周也不得不佩服.遵义会议后,洛甫不太放心曾是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是否可靠,又把邓发连同政治保卫局交给王和毛来掌管,等于夺了周的一部分权,毛是邓发的老领导,俩人曾经合作的相当愉快,这下等于毛又掌控了这架恐怖的机器.
      政治保卫局也有过一段为红军筹款的光辉历史,在拥有军队之前,中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因此当时的农民运动只要能够杀掉"土豪劣绅"就算达到目的了。但是拥有军队之后,开支骤然增加,而苏俄又不可能提供大量经费。所以这笔开支就需要自己筹措。要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国家政治保卫局制定了绑票勒索和放火烧房这两个土政策来救急。陈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朱毛领导的部队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巨大的款项主要是靠勒索地方豪绅得到的。一开始,他们是通过绑票来实现这一目的,但由于红军声势浩大,豪绅们往往闻风而逃,所以要想绑票也比较困难。然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红军捉不到人,便在房子上打主意。他们根据房屋的好坏,贴上“值百罚一”的条子,即价值一千元的房子罚款一百元,如果在两天之内交不来罚款,就烧掉房屋以示惩戒。这样一来,许多人为了保住房子,只好乖乖地把钱送来.
      此外,政治保卫局还有“挖窖”、“奖励”等筹款办法。前者是说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从当地绅士的房子内挖出许多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后者是鼓励老百姓告密,以便找到隐藏的绅士及其财物。陈还说,如果豪绅们把财物藏在地下,他们就想方设法寻找痕迹,实在找不到,就在室内倒一盆水,根据水渗透的快慢来判断下面土质是否疏松,是否动过。这样做往往能找到许多现款或金银首饰,因此陈在报告中说这种“筹款秘诀”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政治保卫局主要就是用来搞肃反,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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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花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






      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上海中央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1935年,红色特工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1935年8月红四军军长曾中生。
      夏曦搞的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他把3万多人的红三军,肃成了3000人,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夏曦和毛是老乡加校友,可能两人在搞比赛。。。
      1934 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国军包围日益缩小,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了保密,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 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
      红军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红军指挥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有卧底,早已密布全军。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卫,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卫。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林野和妻子都是被特卫消灭,林野其妻是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刚来苏区就遭不幸。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

      介绍了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是个"什么得干活",也是为下文做铺垫.根据地设立的这个机构,完全山寨自苏俄,连所有人员佩戴的牌牌上的洋文,也是俄国"格伯乌"的头三个字母.毛掌控了它,红军中下级指挥官,就再也没人敢在言论中议论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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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不过高层毛却搞不定,"周王毛"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被谠中央确立以后,朱德实际被踢出了红军的军事决策圈.但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周知道朱的军事才能,遇到军事方面问题还是去找他请教,别忘了朱德可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他的职务没免当然就有发言权,不决策做个顾问总没问题吧!问题是毛这时正处心积虑就想把红军的指挥权搞到自己手里,朱这下成了一块最大的拌脚石.
      要夺取军权,显然毛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朱和周,别看毛搞军事不行,搞政治斗争却是把好手.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来老一套,就是集中全力重点打击主要目标,分化瓦解其余,要对付这俩重量级选手,还是要依靠谠中央洛甫总书记,没这个"明君"撑腰,他这活绝对干不了,要先打击朱,孤立周!毛在等待时机....
      红军在川西讨论决定还是返回贵州,迅速跳出国军保围圈.3月20日15时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告诉一军团领导人:“我军决定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四渡赤水河。”命令一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带全部工兵连,于20日晚和21日上午夺取太平渡、林滩两渡河点,并各架两座浮桥。同时,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继续伪装红军主力,向古蔺游击,迷惑敌人。红军这次东渡,组织工作非常严密细致,真正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重返黔北.
      过河后红九军团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的南下。27、28日,军委主席朱德连电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指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九军团今27号到甘溪后应即移狗坝西之马鬃岭,为九军团暂时活动枢纽,并于明28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特别要注意自己侧卫警戒与封锁消息”;“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
      3月24日,蒋从重庆飞到贵阳,同行的有蒋的夫人宋美龄、他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以及陈诚、何成浚等国军高级将领。一到贵阳,他立即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发表了一篇“训话”,他说:“赤匪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再次逃入黔境,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蒋介石宣布,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困境的红军的包围圈,将其歼灭。他希望“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他确信红军已“再无回枪之力”,“成功在此一举”。
      朱德的运动战术运用的非常成功,蒋向黔西调兵,红军却向乌江急进。3月29日晚,红一军团先遣团夺取了乌江渡口,打跑了守敌一个连,蒋认定红军会兵出黔西,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南渡乌江。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兵指贵阳.而贵阳防守空虚,蒋不得不电令孙渡所部向东南方向急援贵阳。不过朱德并没打算去进攻贵阳,红军主要是想摆脱国军追击,而不是去打攻歼战,一个没时间一个也没这实力,国军主力离的也不远,好军只要稍事停留几天,就有被四面包围的危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红军当年作战方式是相当的残酷,每次大战就算打胜,自己也是伤亡惨重。这在苏区时的几次反围剿战斗中,就是以大量牺牲来换取最终的胜利,根据地搞到最后,所有壮劳力都被强征入伍,一般上阵打仗,红军并没有那么多的枪支武器可以装备全军,于是补充新兵被迫拿着马刀,大刀,梭镖,一声号令之下,漫山遍野的朝敌人冲去。。。冲锋第一批倒下,第二批接着上,然后是第三批,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敌人防守阵地,红军政治保卫局的维护军纪人员拿着大刀殿后,退回来的立即全部执行军纪。。。仗打得这么恐怖,老百姓可不是傻瓜。苏区“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干部走。
      当时“扩红”的办法很特别,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以反对苏维埃论处。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

      红军进入贵州后,也面临着人员损耗太大,要继续大量补充新兵的局面。扩红又被当成了头等大事,这关系到红军能不能生存下去,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红军需要的兵源!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应该说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吃饭穿衣对贫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并为其卖命。长征中的扩红宣传已经成为红军的战斗方式之一,几乎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不仅如此,红军宣传队还编出非常多的扩红文艺节目到处演唱,比如《送郎当红军歌》:“送郎送去当红军……大家都光荣!……送郎送去当红军,英勇上前杀敌人,人人都尊敬……送郎送去当红军,你若开小差回家庭,我与你离婚。”“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
      除了漫山遍野的标语之外,其他宣传方式如唱歌、喊口号、开群众大会等都面临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弹唱老百姓就会买账的,需要红军搞多种多样的其他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才能真正有效。有老红军回忆:“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都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招收了不少新战士,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贵州到处种植鸦片,少数民族吸毒成瘾,变得痴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条盖的房子,屋顶盖着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带,有些少女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赤条条地在地里干活,当地农民几乎都是赤贫如洗。在贵州黔大毕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子‘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
      就是吸毒的少数民族兵,红军也要,而且按时为他们提供鸦片,只要他们肯上阵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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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有人回忆“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许多青年人想,与其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想明天,当时还有一支《红军政策歌》:“上等人差我钱,中农其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这足以说明吃穿钱财才是当时红军吸引民众当兵的最主要方式。 ‘你们本身都是穷人,红军就是为穷人的,可是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们要是不参加,以后还要受压迫。红军吃的好,穿的好……',民众想当红军,更多的是因为能吃饱饭,能有钱花,能不再饿肚子,至于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那是鬼话。
      元气大伤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云南扎西(今威信)整编时,扩红3000余人。扎西是鸡鸣三省之地,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一占遵义期间,利用宝贵的十余天时间,仅在遵义就扩红4000余人。、再占遵义时,到周边各县又扩充了2400人的补充。
      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除此没有其他兵员,红军先遣队宣传队被一批批的派去。效果不大。后来改成了争取上层头人土司的支持,方法就是宣传红军将帮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把国民谠反动统治从贵州赶出去,送他们一批枪和鸦片后,红军大受欢迎。扩红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成功,
      但由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少数民族青年很少能在红军中坚持下来,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生性嗜酒的彝族人加人红军的第一句话是:“给酒喝。没得酒喝,不当红军!”红军战斗激烈时,让他们上前线去冲锋,全嚷着要喝酒,给了酒就全喝趴下,根本没办法打仗,指挥员气的够呛,语言又不通,就是拉几个去枪毙,其他的依然很淡定从容。。。
      红军在贵州扩红,两条腿的都要,还收编了许多“神兵”,黔东北人民,因地处黔省边偶,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历来经济贫困,迷信鬼神,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神仙”、“真命天子”来拯救的观念上。便托“神”的作用,反对暴政,一地牵头,各地响应,在黔东北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兵运动。其特征:一是设神坛,封神将,喝神水,练神功,倡导者为大佛祖,其它封神将、神兵,封为神将的有男有女。凡是民间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名将和传说中的神仙,都成为神将名目,成为神兵统帅。男的称为“怀远将军”、“老令公”、“六郎”、“练兵元帅”。女的称为“老令婆”、“樊梨花”、“穆桂英”、“张七姐”、“何仙姑”。设神坛,喝神水,凡入神坛,喝了神水就成为神兵,神兵服从神将统率。二是神兵坚毅勇敢,勇往直前,具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神兵有神护体,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平时练兵是这样喊,战场上拼命亦是这样喊。“闻其声而知其形”,先声夺人。三是神兵内部有铁的纪律,神兵喝神水前都要在神坛前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如果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砍下香头,明心表志。”四是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团结奋斗,共同对敌。 曾有黔东2000多神兵先后两次攻打县城,神兵舞动白晃晃的刀叉,跳跃奔驰,勇猛奋进,似入无人之境,但以肉体对付敌人枪弹,终不能支,只好边打边退,先后被“反动”贵军残酷镇压。
      这“神兵”和红军有的一拼,红军信的是西方“马”神,双方除了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之外,可能还有点相见恨晚,黔东神兵首领向黎民就率50余神兵兄弟走出深山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后将其中的40余人编入教导师特务连。
      红军在贵州扩红不少于一万余名,当初红一方面军刚入贵州有三万多兵力,四万多人打到渡过乌江时,就剩了两万多一点,减员一半以上。除了战斗惨烈这个原因外,红军非战斗减员也相当大,一个是野战军在贵州高原不断来回高速行军,何况又是最寒冷的二三月份,有时找不到遮风避雨的宿营地,只能宿在雨雪交加的野外,还遇上个征集不到足够粮食严峻局面,再加上缺医少药,有些生了冻疮的战士,最后大面积溃烂开来,一路走一路不断有人倒下,为了不暴露红军行踪,(出发前严格保密,行动时封锁消息,部队调动很多都在夜晚进行,注意隐蔽,对部属只告知每天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行军队伍后面压阵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收容人员,把这些掉队的只要无法行走的都立即“处理掉”。还有个就是扩红来的新兵,一见红军打仗如次残酷,连枪都不给就让上前线,当年这不还没有搞出那个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东东枪”思想,来给他们洗脑,所以很多扩红扩来的新兵在行军路上就都纷纷做了逃兵,就是那些苗兵,彝兵也不傻,走着走着拐个弯就少了几个,有时晚上宿营还组队失踪(可能下副本,打BOSS去了)。
      不过红军也得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招来的十四五的小鬼兵最可靠,年级越大逃跑的概率越高,这谠中央在苏区时就做过一个调查,可靠性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十四五的少年经过不断的政治教育,会对部队和教员产生依赖感,行军离开家乡一远,就死心踏地的跟着队伍走了,也可能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而且打起仗来也非常勇猛,一点不亚与那些坚定的红色老谠员,这个传统一直被保留到现在,现代招兵也以十六七的农村兵为最佳,大点的不太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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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不过"神兵"招的最多的到是贺胡子和夏曦的红二方面军,这"神兵"组织在西南各省,是个拥有会众几十万的跨区域超大型民间自发性团体,如果能把他们全忽悠进红军,非让谠中央爽呆不可.让他们朝那里冲就朝哪里冲,刀山火海都不怕.这批人打起仗来个个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仿佛如下山之猛虎,过江之猛龙,真是一群无产阶级好凶弟呀!不但苦大仇深,而且都拥有了"不怕死,不爱钱"这么高深的精神境界,这样的队伍除了咱中国,你上哪找去啊?不过这帮人热衷于相互攻来打去,都把自己的地盘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二方面军也是下了大力气来"挽救"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化私仇为公疯,赶快参加到工农红军的革命队伍里来,一起去拯救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多美!.二方面军接连派出无数联络员宣传员,去神兵队伍里做工作,讲政策,拉关系,套近乎,为他们指出搞错革命的方向,是必然要失败的,文告如下:"亲爱的神兵同志们!当年有位唐僧为了帮助民众寻求真理,不惜历经千山万水,坚难险阻,去西方取回真经,修成正果,现在,西方的苏维埃同志亲自为我们送来了"红色"真经,这是一本穷人得解放的经......现在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拱产谠领导之下,出现了新的斗争方法,这就是苏维埃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是甚么呢?第一、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谠军阀;第二、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农民和兵士;第三、苏维埃大家举出代表成立自己的政府,并且组织工人农民的军队,就是红军;第四、苏维埃是个农民、贫民、兵士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坚固的联合团体,最为坚固,并且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苏维埃联合。
      我们相信神坛里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穷人。即有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只要愿意赞助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必可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神兵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榷一切,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二方面军拉了几千神兵参加了红军,队伍几乎扩大一倍,这才有了底气和国军接着周旋...

      没有组建起来的红三方面军!首先各位要搞清楚一点,红军这名都是中拱师承俄国老毛子的,当然方面军这称号也是俄国货,方面军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前苏联方面军实际相当于一个英美集团军,整个方面军则通常直接听命于苏联最高统帅部.在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时,就有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两个方面军参加了作战。当年的中拱是完全听命于拱产国际,拱产国际1931年指令在中国成立四个方面军的建制,但也是有标准的,一是要有固定的根据地,占据时间一定要达到两年以上.二是红军部队的规模最低数也要达到一万以上,方面军直接归谠中央直属,是实际最大的红军作战单位.
      现在书上说,当年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原本要升级为红三方面军,后来彭主动放弃了.这当然是胡编乱造,为什么?因为拱产国际明白的电令中拱中央,一个根据地只能组建一个方面军,这也是为了统一指挥根据地军事力量,就象现在一个省你搞两个省军区,让下面的军分区听谁的去呀!
      四个方面军,江西苏区一个,川陕苏区一个,湘鄂西一个,陕北一个.

      拱产国际给陕北红军的电令就是迅速组建红三方面军,问题为啥没成立起来呢?一个是部队人数不够,但根据地却坚持了两年以上,而且还越搞越大,早达到成立方面军的标准了,坏就坏在刘志丹和陕西省委有矛盾,这事说来话长,反正中国人就好窝里斗,这陕北根据地的两个创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刚合伙闹革命,就有点猫和狗被强拉谈恋爱的味道,这还不闹得鸡飞狗跳,.矛盾闹大了,谢子长干脆搞了个"三嘉原事变",把刘志丹部的赵二娃、杨培胜、贾生财三个连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部队被遣散回家,刘志丹被迫骑了头小毛驴离开了部队.当时的中拱陕西省委如何看待“三嘉原事件”?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集合而成(刘部)……这样成分组成部队,只有很坚决的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的改造,纯是幻想。因此决定工作:第一,首先将第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赶出部队,然后渐次肃清,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觉悟的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完全解决。”可以看出“三嘉原事件”刘志丹部被缴枪之事,是中拱陕西省委所认可的。
      以后刘志丹又被请回了陕北,这不谢子长不懂军事,把根据地越搞越小,人也搞叛变了不少.刘到了很快稳定了局面,但谢可能就是陕北的第一个毛,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两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7月,阎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两封信。指示信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红26军批评的口气是一致的,指责红26军“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了信,认为红26军需要派得力的政委来领导,将“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他说的“老右倾同志”指的就是刘. 以后谢挂了,刘干脆撇开陕西省委自己闹革命,他自己搞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刘的陕甘边特委与陕西省委成立的陕北特委并存,双方都在抢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1935年年2月,刘志丹自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别忘了还有张国焘也任命自己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毛到了陕北,也赶紧任命自己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三个主席,当然只能剩一个了,呵呵),这陕西省委和刘有矛盾,于是拱产国际的电报没被传达到陕北,这方面军一成立,直接听命中央,你陕西省委歇菜吧,改方面军来领导你啦!拱产国际给陕北五个军的番号,就是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拱产国际电令张国焘,把红二十五军开拔到陕西,归入红三方面军的编制.张的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一律编成三十以后的红军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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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拱产国际领导人曾多次告诉中拱驻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与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为此,中拱驻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9月16日发电中拱中央: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根据地发展很快, 同时在陕南(红二十五军)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谠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1934年夏,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返回莫斯科,他向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中国红军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书。弗雷德认为: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他建议: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援助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
      1934年底到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提交到拱产国际。“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到达陕北根据地。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却好的多。长征开始之前,贾拓夫到达江西苏区向中拱中央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请求中央派员去陕北主持工作.
      这其实是苏联的策划的一条运输线,从外蒙到陕北根据地,再到川陕根据地,然后是湘鄂西,最后是江西苏区,如果这些地方能联成一线,国民谠早完了.问题就出在陕北,红三方面军居然没成立起来,而且苏联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主要是陕西省委把这些电报全都截流了,当年上级的指示都靠他们传达到陕北,刘是一直被蒙在了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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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红军于1935年3月底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的贵阳城里兵力不多,除了国军三个留守团,还有王家烈的三千黔军,蒋视查部队后认为这些部队完全有能力守住贵阳,黔军装备最好的就是王家烈的二十五军,这不国民政府下拨给贵州的军费武器,他都武装了自己.而且川军一个旅追击红军可能追太奋勇了,已经快到达贵阳城.蒋立即电令在贵州各地的剿匪部队,再搞一个大包围圈,朝贵阳方向慢慢收网,严禁孤军冒进,红军善打伏击战,这点老蒋是相当地了解,蒋还命令所有国军飞机立即飞离贵阳,来表明自己绝不离开贵阳之意,以此来鼓舞一下守军的士气,(红书上说蒋听闻红军前锋已离贵阳不远,吓得面无血色,让人找来马匹,随时准备开溜,这当然是胡编乱造.蒋要逃,可以坐上飞机,直接腾空而去,造谣也不动动脑子.还要骑马?而且蒋总司令身经百战,枪林弹雨过来的,他要怕死也不可能会成为国民政府的三军统帅,就是以后抗战,多少次战火中亲临前线指挥应战,连宋夫人在抗战中都亲往前线劳军.比那躲窑洞里的土鳖,不知要勇敢光荣多少倍)蒋在那里坐等,红军没等来,等来了个拍马屁的.
      蒋只是电令滇军孙渡部(一个军,三万余人),迅速进入贵州境内,建立一条新防线,严防红军重新逃脱,另抽调两个团赴贵阳守城.这云南和红军有私下签定的友好协议,双方互不侵犯.这孙渡琢磨,反正云南红军是不会去的,但部队一进入贵州,和红军发生冲突就不可避免,干脆全军都去贵阳"护驾",而且滇军到了贵阳,也等于通知了红军贵阳是险地,千万不可来,还是早点离去为妙,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不过红军可不是这么想的,原本就没打算去进攻贵阳,红军用云南给的密码本,早就破译了蒋的电令,国军很快就要追过来,这怎么敢长时间停留.最主要的还是红军没弹药了,这来回渡赤水玩,又搞了几次大战,没多少缴获也没地方搞补充,朱和周商量,还是去先找个蛮荒的地区避避,等着红四方面军来会师.
      两人都想到了去川西藏区,即然在贵州无法建立根据地,那就等汇合了红四方面军,一起朝西北方向发展.这也是长征前拱产国际就来电明确指示过的:"如果迫不得已,不反对靠近苏联边境,接受武器弹药的补给".不过同时也申明,不到无路可走,红军不可远离国民谠统治区域,拱产国际希望红军最好就是能在国民谠的心脏地区坚持斗争.但江西苏区红军显然顶不住国军的进攻,1935年4月,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一份关于中国红军行动的报告中认为:“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 而神奇的是,和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拱,于1935 年6 月,达成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一致意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相隔数千里居然可“心灵感应”。
      有些事还是有迹可寻的,当年苏联在中国先后扶植起国拱两谠,原本就想利用这两谠建立一个亲苏政权,做为苏俄的东方屏障,斯大林想让直接听命于莫斯科的中拱完全掌控国民谠,但没成功.国民谠北伐一半就开搞清谠,还和苏联变成了冤家对头,苏联最怕的就是国民谠和日本结盟,一起联手抗俄,当年的苏联可还没建成苏修帝国,怕日本怕到有点神经质,这不出了国门全都是敌人,日本皇军搞了个9.18事变,占领了东三省,却也把俄国老毛子吓了一大跳,,斯大林同志赶紧跳出来指示中拱:"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集团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先声,工农红军应该暂时离开中心根据地,打到外线去,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用武装來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中国工农红军连忙大刷标语,给斯大林同志打气壮胆------打倒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赤色恐怖,推翻国民谠統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裝保卫苏联, 打到外线去,响应国际事变。
      于是在1931年11月7日即苏俄的国庆日,中拱在拱产国际的指示下,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坏就坏在莫斯科心太急,你这么个搞法还不给红军惹祸, 你让中拱和国民谠搞一国两制,也先要衡量下红军的实力,颠覆别国政权一定要低调,这道理都不懂!日本搞的满洲国,还是在1932年3月1日才成立,半年时间,中华民国眼看要成了三国鼎立,别急,当年还有个国际联盟,国民政府一边上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一边调兵遣将,准备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蒋在庐山给国军高级将领训话:"各位现在不要好高骛远,奢谈抗日.譬如一个人病了,如何去和敌人博斗拼命,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把毒瘤先去除掉,等恢复了元气,才可对外一战....."
      这苏俄以前侵吞中国领土,第一步就是先弄个傀儡国出来,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一连搞出了俩,"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些地方也就成了苏联实际占领区,不过红书上说它们当年可真太幸福了,先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投入了苏联那温暖,光荣的怀抱....真实版就是,蒙古被苏联占领后不到十年,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十万在蒙汉人被集体屠杀.
      这就是俄国人干出来的好事,蒋领导的国民政府,于是把江西红军当成了首先要去除的"毒瘤",先要搞掉这个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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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早在1929年,周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 20 世纪30 年代初,苏联面对日本的威胁,希望中国能够阻挡和牵制日本。为此,苏方首先考虑的是以支援武器来直接武装中拱领导的红军。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中,“建议中拱在华南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不大的,但有工作能力的采购和向苏区运送武器、弹药和药品的机构.9月19日,中拱复电共产国际:“最合适的港口——是香港和澳门,我们将派两位同志到那里建立机构.于是大批弹药从香港经广东,偷运进苏区,但这条运输线很不稳定,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而且那批洋行里的红色商人开价奇高,当然一部分给了广东军阀.加上国军的先后数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的弹药武器还是非常缺乏,1933年苏联曾具体提出和计划过由海路,甚至通过飞机,向中拱江西苏区运送军火、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方案,并且设想过提供大笔经费从福建十九路军手中购买重型火炮、飞机等装备的方案,只因为当时红军具体条件限制,和南京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大军集结太快而未能实现。
      事实上,自中拱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1934 年9 月16 日,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的施特恩建议,通过靠近苏联的新疆援助四川红军。同一天,康生、王明致电中拱中央政治局,提出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1935 年前后,拱产国际提出两条援助红军的路线:一条是经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古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方便,从外蒙通过宁夏援助红军,路线短,速度快.以前俄国红毛谠就是从外蒙直接援助了冯玉祥西北军,让冯搞了个"五原誓师",接着去打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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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中拱和中央红军下落不明,这让俄国红毛子急得够呛,这不都投资了从人民那里抢来的那么多宝贵的外汇.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群"专家型"(颠覆专家)领导,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中央红军被国军剿灭,大批中拱高干被俘,这苏联秘密扶持,援助他国军事组织,颠覆他国政权的丑闻将大白于天下,这对苏联来说将是又一次毁灭性的国际事件.上一次是张作霖抄了俄国大使馆,把苏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绝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在各大报搞连载,这在当年轰动了全世界,让苏联大大露了一把脸,这也直接倒致了国民谠搞清拱,没多久,国民谠也开始抄俄国使馆玩,1927年10月13号,张发奎查抄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0月26号,汪精卫查抄汉口的苏联领事馆,国民谠的果断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赞誉,被抄了使馆的苏联反而无人同情...苏联除了严重谴责和坚决反对之外,也没遒办法,这不都臭名昭著了.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因广州事变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苏联特使及一切人员亦被立即驱逐出境,苏联恨大了,指示中拱在各地搞叛乱,起义,造反.斯大林亲自挂帅:"中拱应尽快在国民谠统治中心区域,夺取大城市,或发展独立的红色根据地,中拱掌握的各地工农武装,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干....."
      红军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也称鸡鸣三省之地会议)后,中拱第二号人物洛甫取代了第一号人物博古,获得中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周取代了李德,获得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博古"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能够留任,并取得了这个重要的职务,和他一惯见风使舵,谁有权就紧跟谁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以后张国焘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他这样说:"周就是条变色龙,当年布哈林做拱产国际的负责人,周跟得最紧,拥护的最坚决,以后布哈林被苏拱打倒,周又是批判的最厉害的一个,娘的,什么人品.."(老张在延安被毛和周联合"迫害"得不轻,所以说起周来就有点咬牙切齿,声泪俱下.不过老张也不想想,自己当年联手瞿秋白,搞掉了陈独秀,所以也是一报还一报,他能逃命出来,算他命大,当年他搞肃反,杀的人也不会比毛和周少.).人间四月天,草长莺飞,处处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贵州也不例外,不过对中央红军来说,这绝对是个"黑色四月".
      江西苏区被国军彻底荡平,一大批奉命留守根椐地打游击的中拱军政人员,纷纷壮烈牺牲,阮啸仙,贺昌,毛泽覃,古柏....毛泽覃是毛太阳的小弟,1905年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1930年夏,由黄公略任军长的红6军改编为红3军,毛泽覃担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1932年毛泽覃担任了中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苏区,任中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英勇牺牲,年仅29岁。毛太阳还有个大弟毛泽民,毛泽民是江西苏区第一任苏维埃银行行长,经济部部长,1938年2月,受谠中央派遣,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是中拱在新疆的第一号负责人,他下令把红四方军的两个骂过毛太阳的干部---黄超和李特,秘密处决.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被军阀盛世才抓起来也给毙了.
      当年中拱提拔高级干部,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懂不懂马列和有没去过苏联.毛的这两个弟弟显然都不俱备,他们能走上领导岗位,如果没有毛的提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别忘了古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毛这俩弟弟如果当年没"英勇牺牲",49年后肯定成为毛的左膀右臂,就象现在古巴的老卡,让弟弟挑大梁,自己隐身幕后.毛对自己家人从来就是无条件信任,江青,张小妹,毛远新...一个个无不身居高位,八面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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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虽然贵州的夜晚依旧很寒冷,而且有些高海拔的地区,常年阴湿寒冷,即便到了四月,还是会下雪。但毕竟是春天,万物复苏,阳光明媚,人心也开始骚动.这不谠的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心就骚动的很厉害,一到夜里就孤枕难眠,长嘘短叹.这下毛大帅献"忠心"的机会来了,当年长征出发的时候,一共才带上了三十位妇女同志,而且基本都是有夫之妇,她们地男人可都是红军中的重量级人物.也是谠中央考虑的不周全,这在贵州扩红的宣传鼓动队,没办法也只能用上男的了,所以这扩红就扩得简直糟透了,和红四方面军一路行军一路热火朝天的扩红,根本没法比.(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后一路损失的兵力,很快又都扩回来了.)
      红军刚进贵州,又丢下了两位女同志,35年2月在云南扎西,已有数月身孕的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领导人决定由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刚成立的中拱梅硐区委保护。这下三十位成了二十八位,毛就在这二十八位中筛选,居然还真找出了一位中意的人物,这位就是前文介绍过的"尤克娜",这位单身,年青,还曾留学过俄国,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规教育,最令毛欣喜的是,她还是自己的湖南同乡.(毛为妹子拉郎配,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以后他只要见到有点姿色的,全拉自己床上去了,毛在这方面是相当地荒淫,绝不亚于那些封建皇帝.七十多岁了还曾和两个"女朋友"同床共眠,这让他的大总管汪都惊叹不已:"老毛咋还有那么大劲呢!",毛得到汇报,让人批斗了汪一个半月.)
      毛赶紧去找总书记汇报:“洛甫,我给你介绍个女孩。她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是你在莫斯科时的同学,叫"尤克娜",你看行不行?”洛甫还扭扭捏捏:"这个呀,传出去影响多不好,以后再说吧."
      毛当机立断,把"尤克娜"先派到了总书记的身边,这孤男寡女的,又被俄国老毛子教育的都那么开放,能不出事吗?.等火侯差不多了,1935年4月,毛提议,总政主任李经办,将尤克娜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这下俩人可以光明正大的花前月下,唧唧我我了.
      古书上说昏君一般都是坏在妹妹的手里,红颜祸国,这可是要亡天下亡社稷的.这话还挺有点道理,洛甫自从和尤克娜如漆似胶之后,明君变成了昏君.把毛当成了自己的心腹,他遵义会议上确立的重要举措,就是红军有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先汇报给中央政治局,由政治局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所以中央动不动就开会.
      洛甫热恋中,干脆会也不开了,有事就听听毛的汇报,尤克娜对毛也是无比感激,不是毛的功劳,她如何能成为总书记的枕边人,加之大家又是湖南同乡,所以洛甫那里有风吹草动都去告诉毛,毛这下对谠中央一举一动不开会就清楚无比了.49年后毛对洛甫相当的厌恶,他亲自把要去苏联做大使的洛甫喊来训话:"你要记住,不说是金,少说是银...."但对尤克娜却相当的客气和优容,原因就是她无意中帮毛干了一件大事.洛甫和尤克娜在长征途中就这样传出绯闻,你想那些饥寒不已的红军将士会怎么想?
      毛的心思就是要让洛甫这些言比称俄国的"洋马列"失掉军心,这样他才能有机会脱颖而出,不过暂时还离不了洛甫这个"明君",他先要打击的是周和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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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也就是35年4月上旬,还没打出红二方面军旗帜的红军二、六军团收到遵义会议决议,向团以上干部传达。 4月12日 红二、六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根据地,向北转移。中央派出的交通员虽然向他们传达了朝贵州进军的指示,但在国军的包围下,二、六军团无法远飙,主要是红二军团被夏曦搞肃反肃的实力大损.1934年10月,中央任命任、贺、关三人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夏曦免职。1935年1月,全军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此前,夏任命的政治保卫局局长江奇已经被处决。夏曦被撤销职务以后,派到红六军团做政治部主任,
      当年谠内的政治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夏曦在台上杀了那么多的人(主要是他有谠中央强力的支持,他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夏曦又亲身聆听过列宁的教诲.而当年斯大林就信任他们,被免职也是他实在搞得太过火了.)
      1936年3月2日,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扩红,夏曦被上级命令去劝说地方武装席大明部加入红军,这天夏曦已有了不祥的预感,迟迟不肯出发,上级不得不派人来催他上路.走到七星河(小河,比溪流大点)中央,两边都出现数十人的红军,夏曦中弹,警卫背起他想逃,也中弹......夏曦肃反杀了贺胡子那么多部下,贺能放过他吗,贺可是胡子出身.
      以后毛给夏曦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毛49年后,果然大肃特肃,贺胡子也.....
      洛甫和尤克娜在长征路上打情骂俏,眉来眼去.(当年还不流行搞啥浪漫仪式,换现在,他俩非搞把同心锁挂在大渡河的铁索桥上,留作永远的纪念)对这种事,那些红军将领敢怒而不敢言,战士中却是议论纷纷,把洛甫和尤克娜说的那些情话编成顺口溜,在底下相互说笑解闷.邓发和毛赶紧向洛甫上纲上线汇报:"这肯定是红军中有坏人在背后散布谣言,主要是为了打击总书记你的崇高声望,企图动摇红军的军心..."洛甫这下大怒:"老子和尤克娜说得都是俄语,下面那些红军小战士会写字的都没几个,哪来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你俩分析的很对很有水平,邓发你快去把坏人给我找出来,不管他是谁!"
      毛要打击周,很快邓发就找出了"坏人",而且是条大鱼.这位是周的铁杆下属,号称三个红色特工之一的钱,在江西苏区,他曾是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楼的设计者。钱还一方面负责政治保卫工作,一方面又与胡底等人筹建了八一剧团,编排并出演了多次话剧。长征中,钱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升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当年有两个情报系统并存,中央特科和中革军委的总参情报科,以后发展成了中情局和军情局,毛49年后也经常通过总参情报部(军情局)了解各地状况,特别是66年后各地武斗的情况.
      钱只对周负责,打击他就是打击了周.钱确实也说过:"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罗曼蒂克...".就一句话,为自己惹来杀身大祸.杀钱确实震惊了周,也使他对洛甫起了恨意,钱曾经救过周和上海中央一帮谠内同志的命,他对谠是忠诚的,周当然明白是毛在使坏,但要不是洛甫点头,谁敢杀钱,周隐隐约约感到,洛甫一定成不了大事,作为一个掌握中央实权的总书记,他居然会被别人利用当枪使.
      1935年4月1日,钱在长征路上失踪,当然不可能是被国军飞机炸死,砸死到还有点可能.这也是国军飞机当年使用的炸弹和航空汽油自己不能生产,全靠进口,红军窜进贵州后,民国空军的炸弹已经扔光遒了,从西方紧急采购的军火还没运到上海,所以也只能派出侦查机升空转转,这些侦察机飞行员也挺搞笑,飞机上天前在机翼上先绑上两块大石头,飞出去见到红军队伍就赶紧俯冲下去"轰炸",不过很难击中目标,也就能吓唬吓唬狂奔中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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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为了引进欧洲一流军事工业,创建民国现代化国防体系.1937年5月,蒋介石特派孔祥熙为参加英皇五世加冕礼的特使,顺便出访德国,蒋希望德国能援助中国建立一些大炮,坦克,飞机,大型弹药生产工厂.蒋为啥不去找英美,而去找德国.这和希特勒有相当大的关系。
      希特勒在自传中描述童年在维也纳的生活时,曾经提到过,在自己贫困潦倒时受到过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家庭的无私帮助,这个张姓家庭曾无偿的一次提供给他500奥地利帝国先令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还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宿。当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绘画天分时,这个善良的中国家庭还主动帮他联系了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希望能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是让人无法忘怀的。"以后希特勒真去了维也纳,开初他只想成为一名画家,而且自信自己的画比那些"骗钱"的所谓大师水平可要高太多了,果然他的画高到无人看的懂的境界,希特勒想把自己的画推销给有钱的犹太人,但没人感兴趣.不幸的希特勒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希特勒对犹太人也彻底恨大了.
      希特勒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昂!他把杀光所有犹太人,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马克思当年要活着,他非被盖世太保油炸了不可.希特勒对中国却相当的友好,1936年奥运会,德国出资帮助中国代表团.蒋介石曾向德国派了大量的公费留学生。至于抗战前的大量德国军事援助那就不用说了,直到抗战开始后还不顾日本的强烈反对,小规模给中国军援.日本心想你德国做为盟友能这样不讲原则给皇军"添堵",日本也坚决不搞迫害犹太人,这到让上海的三万多犹太难民幸运了一把.
      希特勒先后两次会见中国特使孔祥熙,口头答应帮助中国建立几个现代化军事工厂,并密嘱孔不可把这消息透露出去,因为日德是盟国,但希特勒对日本没一丝好感,原因就是日本一战时趁德国无力东顾,偷袭了青岛德租界,希认为日本人一贯就不高尚,爱搞偷鸡摸狗,到还是国民政府里的实力派军人徐树铮,偷偷运军火给青岛德国守军,所以中国人就很高尚,希特勒表示德国人民是讲感情的,不会忘了旧恩.
      孔祥熙很兴奋,拍了封电报回国,报告出访获得重大成就,德国答应无偿援助中国建立坦克工厂,这封电报居然没几天在苏联的真理报上刊登了出来,日本对德国提出严正交涉,这下德国政府只得出面否认德国和中国有军事方面合作的可能,加上没多久爆发了七七事变,这下中德也彻底不可能再搞军事合作了.
      不是苏联捣乱,以后内战,国军很有可能开着国产的虎式坦克,豹式装甲车.要是这样,街坊军还不"杯具"的不得了,谁解放谁还真有点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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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红军的钱副秘书长在长征路上可能真的飞了,搞了个尸骨无存.洛甫也反思了一下,和尤克娜这样不明不白确实有点过了,就授意毛大帅去帮她安排个职务,于是这为尤克娜成了中央队秘书长,以后洛甫把自己的警卫员也送了一个给她.尤克娜骑着洛甫的马,带着洛甫的警卫员,四处晃悠....红军战士见了,都知道这位可是总书记的"小蜜",从苏联回来的发报员,居然成了中央的秘书长,要不是脸蛋漂亮,能做的成杨玉环?有了解底细的红军高级将领,私底下讽刺毛就是红军里的杨国忠,大奸臣的干活!
      上行下效,即然洛甫带了个好头,那二十八个红军女战士中,没结过婚的几位都被盯上了....这些女战士也是可怜,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女性的性生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甚至连月经也停了。不过男的不会停月经,神没给他们安排这个生理功能,就算饿着肚子,见到漂亮妹子,一样还是要多看几眼,你没见书上写秀色可餐吗!一旦吃饱了更不得了,古书上说饱暖思淫,所以现代养生"砖家"都建议晚上吃个半饱就可以了,以免伤身.孔老二(夫子)说:"食色性也".他的意思就是吃饭和做爱是人类(或动物)的两项本能,就是与生俱来的.苏联那些老革命家也认为谈恋爱是多余的,动物也不会谈恋爱,还不照样繁衍后代,苏俄刚建国就搞性解放,并把自己这一套歪理邪说输出到国门之外,红军以后到了延安(还好不是临安),组织就按级别给老革命介绍女"朋友",女的不同意就派人反复做思想工作,直到女方缴械投降,同意为止,这也实际造成了许多没有爱情的婚姻,这种婚姻完全是为了满足那些老革命的生理需求,也就是非常的不道德.
      尤克娜自从攀上了谠中央洛甫总书记这棵高枝,政治待遇立马改天换地,腰上也别上了勃朗宁小手枪,走进走出手里也拿根马鞭,也学会呵斥那些没把她当回事的红军战士了.吃当然和洛甫一起享用小灶,她要胃口不开少吃几口,傅连暲得知消息立即飞奔而来给她诊断,看完也一定会亲切地叮嘱她要加强营养,注意休息不要太累,尤克娜"营养"了不到一个月,人重了六斤.连洗脚水都有警卫员倒好端到她的玉足下,毛大帅见了尤克娜就喊她"娘娘",把尤克娜喊得"插腰饥"乱颤,脸上挂满彩霞.洛甫让毛别这么喊,说了几次毛不听,洛甫见尤克娜爱听也就不说什么了.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尤克娜的事迹让另外那些单身的女战士也动了心思,红军长征还没到达延安,就又有数位女战志找到了爱情,谢飞-刘,钟月林-宋,陈真仁-傅,洛甫领导的谠中央知道了也当不知道,总书记自己都下了爱情海了,还能说啥?
      当然,长征中红军的军纪也是相当严厉的,那些战士要是管不好自己的"小鸡鸡",犯了作风"错误",那是要枪毙的.只能说红军的军纪对下不对上,谢飞和刘在长征路上也浪漫上了,刘就是以后在七大上第一个提出"东东枪"思想的中央级天才人物,他吹捧了毛,自己也成了被写进谠章的毛的接班人.这位谢小姐原名谢琼香,海南人,13岁就义无返顾投身革命,国民谠反动派因为发现她全家都是拱谠,三次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子,所以谢小姐实实在在是苦大仇深."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海南出了娘子军,这和当年海南的贫穷落后,以及儒家传统社会妇女没有任何地位是分不开的,妇女造反,并且上阵打仗,太平天国有过,义和团有过(红灯照),以后就是红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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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29年7月,在拱产国际的策划下,中拱六大决定成立南洋临委。16岁的谢琼香,孤身远渡重洋,到中拱南洋临时委员会(新加波)和马拱中央(马来亚)当文书、秘书。俄国红毛子当然是不会搞错地,要派俄国人去南洋各国传播马教搞颠覆,这人种和亚洲人不同,估计立马引起"帝国主义"殖民地政府的严重关注,社会一动乱,还不把这些俄国毛子都抓起来给枪毙啦.
      离开海南后,谢琼香先后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福州、厦门等地从事地下谠组织工作。1934年被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她与邓发的老婆陈慧清是无话不谈的小姐妹,而刘也曾在国家保卫局工作过,时间很短,只有十天八天的时间。谢在南洋直接受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这次长征那么多美女都轮不上,谠中央会带她上路,在路上又遇上了曾经关心她爱护她的"刘叔".
      最初提拔刘的是博古,因为刘去过苏联,又是搞工运出身,刘从"白区"一到苏区,当年默默无闻的他,就被博古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这下刘开始了飞黄腾达,1933年刘在瑞金主持了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筹备会。在大会上,他提出“3月份要动员2000名会员参加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1933年8月1日,在赤色首都瑞金,工人师正式宣布成立。工人师成立之初,主要担负保卫红色首都瑞金和肃清区域内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因此,工人师又名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在长征中,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搜粟太尉)等职。
      而刘是怎么报答博古的呢?遵义会议后,他受谠中央的委派,当然是洛甫的指示,去逼博古交出谠中央的印信和文件,以后有当事人在香港评价刘,说他不多说话,但城府很深.
      以后会理会议林的信并不是写给谠中央的,而是写给彭德怀的,劝他要出来抵制三人团的瞎指挥,特别是那位毛大帅,要彭勇于承担指挥军事.刘把这封信交给了毛.虽然刘作为政治部主任是有责任将三军团的意见反映给中央,但他不去交给洛甫,到是给了当事人毛,这下彭德怀恨死刘啦,两人以后成为了政治上的死对头.
      刘是鼓吹毛个人的最有力者。他的七大政治报告中一连有一百多处提及毛,这使实际在权力上已经成为中拱领袖的毛开始无可争议地成为全谠崇拜的政治偶像。刘以后能成为毛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格外的倚重、信任。这和当年在波诡云谲的谠内斗争中,毛之所以能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是分不开的。在延安整风文件中,除了毛的著作外,只有刘的《论谠内斗争》、《论拱产谠人的修养》成为学习文件。但毛的信任也有个度,就是刘这位接班人不能插手军队.
      49年后,刘安排大量属下占据要津,并因此成为毛心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1952年11月,刘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江青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很认真地对刘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吧。”毛在国内搂着刘老婆跳舞时也表态:“我现在睡眠不好,脑子坏了,今后请老刘多做工作。他的担子要重了。”
      这当然是毛为了试探下刘,刘却想成了毛想做甩手大掌柜,毛发现报中央给他的文件减少,这下毛愤怒了。1953年5月19日,毛警告刘:“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刘赶紧做自我检讨,这段时间,共9个月多一点。刘至少有一半时间没有敢批文件,以此来让毛熄怒.
      毛在庐山会议上要打倒敢跳出来挑战自己权威的彭德怀,当然这也是刘"巴不得"想干的大好事,刘在庐上会议上专门就“个人崇拜”谈了自己很坚决拥护的观点,并称对毛的个人崇拜就是由自己发起并将继续干好这一宣传员角色.
      毛胡乱搞了十年,谠内大佬开始集体反感他的这种暴力政治.刘有了实权,想架空伟大领袖,毛痛斥刘:“你算什么东西,我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你”.
      刘还真不相信,琢磨全谠现在全听俺一个的了,本来俺却也没这个胆,但老毛你打倒了彭德怀,连军心也失掉了,你老毛难道真上井岗山,再打游击去呀!毛到是没上井岗山,他干脆发动了文革.....这下刘才知道自己永远玩不过毛,不过晚了!刘在小将们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批斗中,天天盼着毛从他家门前的小路经过,他好想迎上前去解释,但这可能吗?
      毛处心积虑的对刘隐忍了达10年之久,如果还能给刘一条生路的话,那他就不是伟大领袖了,周在刘的专案上批示"这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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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周是刘的专案组组长,他为啥这么恨刘?这要从王明从苏联归来到达延安后,差点掌握了中拱的实权说起,一段时间,周鞍前马后的跟随王明左右,让王明在延安成了政治明星和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明就是苏联派到中国来做“伟大领袖”的,而且懂理论又亲自聆听过斯大林同志的教诲,和土鳖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毛搞得狼狈不堪,在窑洞里打老婆泄愤。(王明讥笑毛就会对付女人,以后毛掌握了最高权力,没忘了他这句话,任命王明为延安女子大学校长,让王也去对付对付女人)周是在敲打毛,如果没他的鼎力相助,毛想掌握中拱最高权力做梦去吧!毛妥协,于是周带着王明去了国统区成立了长江局,这下毛开始在延安开始整肃王明势力。
      但毛怎么忍不下这口气,他也得教训教训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清理王明路线的人,毛让刘把斗争的矛头也对准了周,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彭甚至建议开除周的党籍,周屡次检讨不过关。七大选举,周得票在第二十二位,已无资格进入政治局,还是毛念在‘周还是有功劳的’,让他进了政治局。本来周在党内的地位远高于刘,刘这下可以对周指手画脚了,因为刘是白区唯一正确路线代表(毛线),周成了错误路线代表(王明路线)。这段历史让周恩来刻骨铭心,他一直也没忘了报仇。。。
      以后文革爆发,周任刘专案组的组长,很快就找到了刘被捕叛变的证据。周要求枪毙刘,但毛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谠。1967年周把刘的反革命材料报上去后,毛亲笔批示:“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林彪批示:“刘罪大恶极,叛变革命、叛变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批示:“坚决按照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给革命群众留下批斗、教育的活靶子。”
      1969年11月12日刘病故。毛的口头批示:“自作孽、不可活。”林彪批示:“骨朽人间骂未销,烧掉。”周批示:“照林副主席说的办,以火焚之。”
      刘以前紧跟毛,也整了很多人,谠内树敌不少,以后为中央为刘平反,谠内大佬叶,就拒不参加平反大会。


      刘早期在中拱内部能够受到不断提拔,这和他在莫斯科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训过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苏联这个所谓地“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专门用来培训外国工运专家,让他们以后回祖国去在城市工人当中秘密建立地下组织,不断发动罢工,罢市。。。直至发动工人武装暴动,组织工人武装和“反动派”军警展开巷战,城市游击战,最终夺取城市领导权。
      刘曾在苏联的赤色职工国际工作过一段时间,是老毛子信得过的人物。以后到了江西苏区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福建省委书记,不过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种级别的干部一抓一大把,瑞金老白姓这样评价中拱的高级干部“书记满街走,军长比苟多”(省和军是一个级别,也就是省委书记和军长平级)是博古亲自点了他的名,他才被中央选中参加了长征,不然下场估计有点惨。和他同一级别的中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中央让其留守根据地,没多久队伍被打散,最后无路可去和江西省苏政府内务部长和中央内务部副部长杨道明,两个人先逃到秋垄九座寺栖身。他俩要求出家不成,又去了永泰闇亭寺,1935年4月20日入寺后,经过两个月的考验,于农历七月初四,品香法师为钟循仁和杨道明举行出家削发仪式。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杨,49年后这俩已经完全相信了佛教,成了虔诚的佛教比丘,钟对来劝他还俗的土改干部这样说:“当年自己不信人天共仰的佛教,却去学操刀杀人,鱼肉乡民的外国教,实在愧对众生,猪狗不如。。。”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居然在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中,他俩能一直在这个小庙里修行,钟循仁1981年4月逝世,享年76,杨道明直至1999年5月逝世,享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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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刘和毛在长征路上能相识相知最后勾搭上,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俩是湖南同乡,而且两家离得还不远。毛被洛甫重新启用(毛和袁世凯到是有点相似之处,1932年10月谠中央在宁都会议上解除毛的军权,他被迫躲进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去了,一直“病”了近三年,而袁世凯1908年被载沣免去一切职务,赶回河南乡下,也蛰伏了三年。以后这俩位重新出山,都玩出了一番大事业,不过袁世凯最终还是被国民谠玩死了,毛却一直牢牢掌控大权,搞掉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对手和潜在的对手。),成了政治局常委。而刘只是个在中央没发言权的地方领导,虽然挂了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算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战争年代也是军人吃香的年代,彭林都可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而刘轮不上,他被迫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好习惯,以后他被毛连连提拔,成了中央实权人物,天天滔滔不绝,会说的很。
      刘要想以后在政治地位上能够有所进步,就要在一批谠内大佬之中找靠山,而湖南同乡毛大帅,这时是洛甫面前的红人,又是政治局常委。政治投机和赌博上的押宝也一个道理,押对了跟着老大一起升官发财,错了也就一起倒霉,该枪毙枪毙,该活埋的活埋,所以打倒林彪,会搞出一个反革命集团,以后又是江太后,成了“四人帮”。
      刘选中了毛作为他效忠的目标,恭喜他!他选对了,当年可不是二选一,三选一,也没手选,机选。而且谠中央很快都搞成了两个,洛甫和张国焘各领导一个中央,互相打电报骂着玩。
      刘既然认定自己的这个老乡,他日必将一统江湖,日出东方。他就押上了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紧跟这位心目中的“领袖”。毛当年在长征途中,也在寻找自己可以倚作心腹的下属,信任和重用同乡一直是我谠的一个优良传统,直到现在,军队里还是老乡提拔老乡,搞得有些部队要么全是河南干部,要么全是安徽干部。连国民谠也不能免俗,蒋的国民政府里浙江人最多。
      刘和毛走到一起,也是情有可原的,还有个湖南姑娘“尤克娜”,在“明君”的身边,但毛要干大事,还得在中央争取到多数,或者直接掌握军权,这两条路,毛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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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刘一生究竟有多少老婆,现在已经没人搞的清了.这位谢琼香小姐,小名阿香,是刘做筹粮委员会主任(搜粟太尉)时,慢慢上手的.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大小也是个中央级干部,为何会成为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么一个奇怪的工作?这说来话长...
      以后有个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记录;红军在藏区,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回忆,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欠的外国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原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德国顾问李德当时也随红一军团行动。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藏民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中央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此后,红军接连打下了一些小城镇,部队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饱,吃得好,也有了肉吃。红军在贵州大部分日子过的还不错,行军到了城镇这些汉人多的地方,就立即派人进行调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恶霸,然后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给部紧跟着就大部分清查物资、没收东西和罚款,把地主、恶霸的粮食、布匹,以及猪、牛、羊、盐等都弄回来,除留下部队需要的以外,带不动的就都分给当地穷人,到了云南,红九军团冒充国军半夜袭取宣威城,没收了一家大土豪的财物。“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地分给群众,有许多贫农一个人分得了两三个火腿。宣城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在分粮食时开展扩红,效果比用宣传队要好的多.
      红军进入藏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军经过藏民区域时,看到的全都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山寨和村落,沿途十室九空。我们来到一个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也找不到。见不到人,没有吃的,有时找到的,又是一点青稞,伙夫都不知道怎么做着吃。部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到处去抓他们的牛羊,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后来红军发现喇嘛庙里的牛皮鼓也能吃,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有战士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红军每人准备十至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
      红军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刀,弓箭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当然也不会有人跳出来唱啥“金珠妈咪呀孤独”.
      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部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士兵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就此,红军有组织的抢粮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刘被中央任命为筹粮委员会主任,下部队指导工作.
      这时的谢琼香小姐过得有点惨,跟随中央纵队行军的单身女战士,也被要求自己去寻找粮食.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琼香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琼香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刘到了下面,指导红军战士采集藏民地里还没半熟的青稞,于是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这下红军也算是搞到了一部分军粮.
      刘工作生活两不误,于是为筹粮正愁得没办法的阿香小姐,撞上了这位提着一大袋粮食,飞马而来的及时雨"刘叔叔",爱情就此上演.
      甘孜的格达活佛曾经这样表示:“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红军在那一带的真相。“
      有老红军以后这样说:"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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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儒家在王婆卖瓜,自赞自夸.事实就是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强行轰开大清国那腐朽的专制大门,那我们今天很有可能还生活在万古长夜之中!毛粉如果要骂人,请先琢磨下马克思主义又是从哪里来的!难不成是你们那毛爷爷从娘胎里带来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教育,并不能产生头脑清醒的政治人才,也没有造就能独立思考的下一代.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观,成了封建统治者最强有利的舆论武器,愚忠愚孝的人民才是封建社会最稳固的统治基础.
      长征路上还有件奇事,以后文革中也闹得沸沸扬扬,就是后来那位喜欢玩桥牌的"登大人"有没参加过遵义会议,这在现在看来好象也没多大意义,不就一次会吗?参加了又怎样,不参加又怎样!这在当年可不是这么说得,如果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其中一人被揭露根本就没上过梁山,这就问题大了.当年能出席遵义会议,也就代表这位在谠内也算一号人物,是革命老同志.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始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凳大人的名字。1958年11月,已担任中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凳来视察,说起当年自己也是参加者。最终在1965年经贵州省委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凳的名字。
      原本遵义会议的名单是有记录的,在长征中,中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博古在遵义会议以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凯丰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他们这是篡权……”,这挑子以后到了延安就奇怪的失踪了,也没人提起,就如从来没这回事一样!当然肯定有人不喜欢里面的东西,这里面有中央的历史文件和资料,它以后如果留存了下来,那红书上怎么好意思写毛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领袖,如果毛没在遵义会议被推选为领袖,那他又是如何掌握大权的呢?于是“杯具啊杯具”,写书的都写哭了。。。
      这凳大人在1958年会去遵义说这番话,当然有他的用意,可能也不是他自己想说的.这要从建国后,毛见刘的势力越来越大,已经快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说起,毛想搞掉刘.毛先让高岗去试了试水,高岗被刘搞了个大败亏输,毛赶紧和他划清界限,以免打草惊蛇,让自己陷入被动.但毛一直在琢磨培养一个可以取代刘的新下属,林彪和凳,都曾是毛考虑过的接替刘的人选。最早,毛考虑接刘班的人选就是凳,这个想法,至少在1957年底以前是这样的。
      凳和毛的缘分要从江西苏区说起,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成了谠中央批判的对象,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最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毛当时的落魄之窘,连当时发放供应物品的后勤人员也对他“狗眼看人低”。用毛自己的话说:当时门可罗雀,家中不仅没人上门,而且连鬼都不来。可以想像,这个时候如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毛,对毛该是多么大的安慰。而这个时候,确实有极少数人跳出来了,那就是凳、毛、谢、古。这四人中的毛是毛太阳的亲弟弟,他跳出来是理所当然的,十分合理的,其他三位可就勇气可嘉了,可以合称为拼命"三郎".于是都遭到了批斗,凳还一度被关进监狱,他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谠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年凳只有29岁,而且他的二妻金也弃他而去,改嫁了个在职干部老李.这让凳搞了个冰冰凉,透心凉。在狱中,凳还差点被饿死,哀求只能换来一通嘲笑和斥骂,这也让他逐渐练就了不动感情的功夫.
      后来其他三位先后都壮烈牺牲了,就剩了个登.所以随着毛在遵义的复出,凳也开始一步步的升迁,显然毛把他当做自己人在提拔.
      1956年,在中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特别就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我看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谠内经过斗争的。”在中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1956年的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推荐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就此事向全体中央委员们作了长篇介绍:尤其还加上一句“他跟我一样”,可见他对凳的欣赏程度。毛将凳提拔为中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凳时年仅52岁。 毛的用意是协助或者说制衡刘、周。
      但凳的谠内资历显然不够,在一批老革命面前,他能服的了众吗?于是有了遵义之行,可能也都是毛授意他说的.1959年4月,在中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又说:“我这个人叫毛大帅,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凳说:“你是总书记嘛,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毛的意思已经表露无遗了,但让毛大跌眼镜的是,自己信任不已的凳会和刘绞成了一根麻绳,1966年10月毛对人抱怨凳说:“他小子听力不好,但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他这还能听的清楚,还能不犯错误。1959年后的六年里他就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都丢给彭。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以后刘凳被一起打倒,但毛指示:“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加以区别."毛并没把凳当成刘的人,一九六七年武汉事件后毛就萌生过起用凳的念头:"凳是不是要保? 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谠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所以林彪摔死后,毛又想起了曾经想重用的凳,让他写了几封深刻的检讨书后,凳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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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登和刘不一样,至少在毛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登是在毛最痛苦的岁月里,勇敢地跳出来支持毛,当然也有他个人的一肚皮怒火,他原本是瑞金县委书记(这在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首都市委书记),上海中央来了,把他下放会昌做县委书记,登火大了。。。居然搞了第一个“四人帮”,去对抗中央。凳被博古领导的谠中央赶紧关进了大牢,不过博古很快考虑到这凳朋友毕竟去过苏联,也就整了他一通,就让王稼祥做了个好人,让凳又出来工作。而刘是毛在遵义会议复出后,才选择了毛投靠毛,他的政治投机味道很重,毛当然心知肚明。
      以后,在延安把毛推上神坛的造神运动中,刘出了大力。“东东枪”思想是刘第一个创造性的提出来的,为啥不提“东东枪”主义,这个主义当年刘还不敢提,搞主义只有俄国老毛子才能搞,他们是上级谠。“东东枪”万岁也是刘第一个喊出来的,可以说,毛太阳是被刘顶上天的。
      很不幸,毛太阳没信任过任何人,他一生都在利用别人,刘虽然在七大上被写入谠章,成了毛的接班人,但毛留了一手,就是不让他插手军队事务。
      但毛对凳的感情显然不一样,1943毛在延安说:“博古,洛甫当年在苏区反罗明路线是指鸡骂狗,现在凳、毛、谢、古死了3个人,凳要为老子也为谠中央争口气。”自从毛掌握了中拱的实权,凳前途一片光明,走上了金光大道
      凳参加遵义会议根本不可能,当年他只是红星报的主编。遵义会议后,毛复出才提拔他做了个中央队的秘书长,而红星报主编让给了陆定一。没多久他这秘书长的位置又在毛的安排下,让给了尤克娜,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遵义会议不会让凳出席,一是他级别不够,还有点他是犯过错误的干部,他的最严重警告处分并没被中央撤销。博古,洛甫争权,会让一个被批判过的人来做记录?而政治局里都有这么多笔杆子,就不能选一个?
      凳以后掌权,有人问起他长征时的经历,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个:“跟着走!”。而还在世的也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两位,陈和杨都回避这个问题,全说记不清了。
      当年的红星报也没有透露遵义会议的内容,只是在第二次占领遵义期间,陆主编的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1935年3月4日,第十一期《红星报》社论中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是在谠中央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李德)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在谠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20余团敌人,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敌人……”
      那为啥凳要在1958年去遵义说那番话呢?这就是他已经被毛提拔为谠的总书记,他起先推辞了几次,主要是他怕镇不住那些谠内的大佬,毕竟自己太年轻,又不是“红二代”,就如当年梁山泊上排名第58位矮脚虎王英,如果晁天王要把他提拔到排名第二三位,凶地们肯定不服,就要问个:“这排名咱兄弟都是拿命换来的,他又没妹子送给天王做压寨夫人,天王恁是提拔他,是何道理?”。
      这遵义会议参加者只有19名,谠内很多大佬都没参加,他们得知消息也是后来中央派人下去传达了消息,所以很多人并不知情。如果凳参加了,那说明他当年已经是谠中央重要人物。
      凳去说了,反正活着的知情人也不多。如果毛再补充一下:“凳就是一贯正确,他在遵义会议上就和老子一条心,晚上俺俩谈了一整夜。。。”。
      等于给了凳上位的合法性,但毛没说,可能他还想观察观察,没多久他奇怪的发现,凳和刘越走越近。。。
      所以凳1958年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但遵义纪念馆可不敢把他的名字立马挂出来,这事还得请示中央。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证实。。。”中央明确告知,没凳参加会议的记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毛没按照约定出来为凳说话,毛还想看看凳的表现,他要是勇敢的站出来反刘,那毛就。
      这事直拖到1965年,按照贵州省委的指示,才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他的照片。这又是神马情况!原因就是刘和凳这时已经成了政治盟友,当年凳做了总书记后如果没刘的支持,在中央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就是有毛的强有力支持也不行,这地方干部,上上下下全是刘的人。当年谠内可以分为三股大势力,‘毛刘周’,毛因为建国后犯了一连串左的过火的“错误”(包括饿死数千万人),而且有点茅坑里的石头的味道-----又臭又硬,死不认错。所以几乎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没办法只好宣布退居二线,但伟大领袖岂会甘心大权旁落,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于是隆重推出了个凳,用来对付刘。
      毛在这件事上有点失算,凳因为谠内资历太浅,就算做了总书记也只能是个摆设,原因就是他在谠内没自己的势力。刘也是个政治斗争高手,多一个人支持就多一份力量能不懂,只要凳的观点和自己一致,就让下面照办,不一致就不办。久而久之,观点就越来越一致啦,于是凳和刘这两个原本应该争锋相对的朋友,合作到一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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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965年已经是刘凳在主持谠中央的日常工作了,各省实力派大员都是刘的人,周的话也可以不听。毛在杭州那个红粉胭脂地,搂着一帮女朋友天天“嘭嚓嚓,嘭嚓嚓”,以此来迷惑刘凳,其实毛时刻紧盯中央,天天在琢磨如何一举打倒刘凳搞复出。刘大权在握,既然凳现在成了自己人,给他去挂张照片,让凳也乐呵乐呵有何不可。
      凳乐呵了一年,万年也等不到一回的“人民正义的起义——文化大革命”爆发,毛回京前先畅游了一下长江,做做热身运动同时也是象刘凳“亮了一下肌肉”。这一次毛是下定决心,要把谠中央里面和他对着干的两只黑猫白猫,一起打倒。
      凳得罪毛,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在64年12月,中央召开一次例行工作会议。负责组织会议的凳,认为毛已经退居二线了,就不必参加这次会议。毛大怒,他是自己拿着《谠章》和《宪法》到会的,拍桌子砸板凳大闹一场。。“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谠章》,我有谠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指凳),一个人不让我讲话(指刘)".
      毛这时会想到拿着宪法出来说事,那来看看他对宪法的认识————“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谠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谠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谠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谠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谠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谠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谠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我们的谠,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谠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对毛这个自认为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朋友,宪法就是个“遒”,能顶个屁用!1968年,正值“文革”武斗激烈时期,公安部长谢富向毛报告全国“公、检、法”机关全被砸烂时,毛说了一句:“我
      一听砸烂公检法就高兴!”
      刘凳被一举打倒,凳赶紧给毛写了检讨书,告知当年自己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的实情“下面那些官僚作风,任何事情都会搞得很复杂,没有任何人听我的话。。。没想到刘是个内奸,叛徒,工贼。痛心的是我被这条毒蛇迷惑了。。但我没反过主席,我是一只革命白猫,他是一只反革命黑猫,请明察,,”
      毛火消了一大半,批示:“凳说他是一只白猫,究竟他是只什么猫呢?刘是只反革命黑猫,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当年我也上了他的大当,谠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的,黑猫白猫也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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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刘被毛打倒,革命小将们冲进中南海要揪斗这个资产阶级的黑猫司令,刘也赶紧学老毛,拿了本《宪法》举着:童靴们,童靴们,要文攻不要武斗。宪法上说。。。。
      那么刘又是怎么评价宪法的呢?刘曾经说:“宪法是资产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群众的,在社会主义。。不是宪法掌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相信宪法,那些反革命就审判不了!这还怎么得了。。。”。
      可以说毛刘都没相信过宪法,这下刘还不悲剧,小将们痛斥刘:“你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你这个老反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于是刘拿着宪法被愤怒的小将们撕了,刘被痛殴。
      某些人不是写历史,而是强奸历史。他们编写的“历史”是不是真相不要紧,相反,如果真的写清楚了真相,那可能就有大麻烦了。49年后到毛下地狱,有点良知的除了沉默无语,也不可能有他们发言的舞台。想做想说的可以,专政的铁拳想不想尝尝。。
      凳在毛的时代也尝尽了苦头,当年他也是个坚决的左派。反右,树立三面红旗,九评这些都有他的功劳,但他究竟是个法国留学生,出去看过,所以也知道资本主义强大的原因,于是78年后革命派分裂成了毛左和凳右。
      改革后毛左成了谠内少数派,但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再回到毛时代,对改革冷嘲热讽:“东东枪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凳叉叉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两亿在跳舞”,“工人跳,农民叫,四类分子数钞票”。
      毛左也从来不相信法律,相信暴力,信仰阶级斗争才可以清洁社会。这当然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人数越来越少,也就快成老年帮了,但贼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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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也就是在这个1935年的4月,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因为剿匪不力,处置失当而被中央免职。这当然也不能全怪王家烈,当年他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去和红军硬拼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王家烈能成为贵州省主席,也是仗自己兵多枪多占据了贵阳,而其他几路贵州军阀各占一块地盘,不但不服王的领导,还时刻觊觎王贵州省主席这个职务,一旦王的部队拼光,他只能自动下台了事。所以当初红军刚进贵州,王家烈就不顾其他几位军阀的劝阻,给南京中央迭发告急电,请求中央军迅速入黔。王还怕中央军来的兵力不够,又给周边各省也去了求援电,川和滇都制定了入黔援助王家烈的计划。
      当年贵州的情况并不少见,全国很多省份都是这种状态,这要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说起,这一年国民革命军发展迅速,军队达40多个军的番号,到1928年2月又激增至50个军。大家打着国军的旗号,但仍是派系林立各归所属,军队并未实现真正的国家化。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为了统一全国军政,先后打了一连串的消灭军阀之战,进入三十年代,面对日本皇军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蒋感到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为了达到持久抗日,拖垮皇军的目的,南京中央政府迫切需要把西南作为自己的抗日大本营,于是经营西南成了国民政府的工作重点。
      1935年4月6日,蒋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南京中央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贵州各部队全部接受中央整编。
      其实这个王家烈也是个苦出身,王家烈少时家贫,其父又早逝,全家生计仅靠他背盐巴换来血汗钱维持,川盐入黔,綦江为主要码头之一。盐船溯流而上,沿綦江运至松坎清水溪,搬运上岸,储于盐号仓内,再雇“盐巴老二”力夫,背运到桐梓、遵义,然后转销各地。王家烈背盐时,鸡叫便起身,带上包谷饭团,急走六十里山路赶到清水溪,中午之前领取盐包,立即上路,到新站时已是深夜。稍事休息后,天不见亮又起行,到达八十里外的县城,已是夜深人静之时,将盐包交号后,才领得几个可怜的血汗钱,不及休息,连夜回家。稍事休息,天亮又出发开始第二天的行程。如此两天两夜奔行三百里崎岖山路,负重150斤
      往返劳累的生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炼就王家烈健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他19岁那年娶亲时连一件像样的新衣也制不起,只好向邻家借衣迎亲。谁料,娶亲当天,衣主当众索还,使他狼狈难堪。
      按照阶级划分,当年这王家烈完全是个苦大仇深的“红五类”,他应该去参加红军,去和剥削他奴役他的土豪劣绅,做最坚决最勇猛地斗争。不过当年贵州还没俄国老毛子的特派员来考察活动过,所以也没成立红军,不幸的王家烈只能去参加了黔军,最后“堕落”到会与红军为敌,与人民为敌,与正义。。。
      王家烈21岁加入黔军,从小兵干起,用了12年时间,当上了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并与贵州名门之女,铜仁名媛万淑芬结婚,从此开始走上了事业的顶峰。王家烈只读过三年私塾,写出来的毛笔字和现代毛孙有的一拼,不过他的这位老婆却是相当工于心计,成了王家烈的贤内助和枕边智囊,王有了她的辅佐,如虎添翼,在一帮贵州军阀中很快脱颖而出,最终掌握了25军和贵州省政。南京中央政府当年对贵州鞭长莫及,只能是谁势力大就承认谁,于是王家烈利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任命,获得了黔东和黔东南的地盘。25军划入国军编制,所以王家烈能得到了中央下拨给贵州的军饷和大批枪械,25军也成了贵州实力最强的部队,南京要求各省禁绝鸦片,王也就下了几个通告了事,不过他主要的收入就是倒腾盐,这也是他干过的老本行。
      王被中央免职,也是南京早有此意,就算他努力剿匪可能下场也一样。这是蒋为了以后抗日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关于西南在战略后方的地位,蒋认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他进而明确指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日寇非但三年亡不了中国,纵使三十年也不能亡我中国。”
      蒋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贵州是西南门户,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经略西南必先要解决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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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王家烈成于老婆,也败于老婆。当年黔军也是同乡提拔同乡,都是桐梓帮。王上台后,老婆让他提拔谁他就提拔谁,他老婆是贵州铜仁人氏,于是搞出了个铜仁帮,二十五军这下分成两派了,那些桐梓军官痛心疾首:“老王忘本了,去做了铜仁的上门女婿。。。”
      王自己种下了祸患,苦果当然自己吞。蒋来了,二十五军几个师的师长联名告状,王把中央下拨贵州的军饷私吞了不少。蒋把报告拿给王看,王口讷无言。而防守贵阳的几个王的嫡系团,也来讨饷。。。王的钱都在老婆手里,他老婆把中央给的军饷克扣了三分之二,用来投资各项能赚钱的新兴事业(可能没现在这么丰富多彩——房产地产啊,股票啊,高速公路啊。。)
      于是有了下面的大义凌然,民国报纸也大大赞美了一番:为使军队国家化,柏辉章毅然和何知重一起“逼宫”,使王家烈主动让权,结束了贵州的地方割据,为国民政府建立抗战大后方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王在一帮下属的威逼之下,交出了职务也心惊胆跳,神魂不定。这时红军正渡过乌江,已经贴出告示“打进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王提出想出外散散心。这简直是临阵脱逃,蒋知道他郁闷,也不为难他,刚好张学良飞来贵州请示蒋怎么安排东北军的部署,在王的请求之下,搭载张学良的飞机离开贵州,去了汉口。
      和王家烈较劲最大的,首推柏辉章。这不红军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他家开的,他家以前在遵义是卖酱油起家的,红军来了,铺子里的酱油,醋全部没收,工人都被拉去做了红军。柏家彻底破产,柏师长这下恨大了,不过他恨的是王家烈。如果王家烈能够把25军全拉出来拼死战斗,红军能在贵州玩得这么愉快,窜来窜去如入无人之境。
      这次反王,也是内讧。1935年5月柏辉章的部队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第102师,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少将师长。 还有侯之担,蒋在珍的部队,以后这些部队纷纷开赴抗日前线,黔军自参加抗战,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尤其是柏辉章的102师,上海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一路苦斗,柏的亲弟弟也死在了砀山之役,国民政府通令嘉奖。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惨烈。部队撤出阵地后集结,看到原来一万多黔籍将士只剩下区区几百人,柏辉章失声痛哭。
      49年,街坊军已经攻破长江防线,柏辉章的老长官陈诚亲往遵义劝其去台湾。柏说;“我怎么能抛得下这一大帮父老乡亲呢,就听天由命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四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柏辉章和蒋在珍被枪毙于遵义风景秀丽的凤凰山南麓鲤鱼田下。。。
      而柏辉章又是怎么对待红军的呢,一九三五年,柏辉章率领黔军尾随红军进遵义,在郊外高桥抓住了八个掉队的红军,一路捆绑带到了柏公馆门口(今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门)老百姓围个水泄不通。柏辉章从大门走出来,让松绑,并大声说:“你们都是江西人,是被骗来的,我现在每人给你们两块大洋,让你们回家。”这八个红军死里逃生,追随红军归队。据说,这八个红军身经百战,都存活下来,以后担任了谠的高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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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毛在遵义会议上被洛浦提名增补为常委,在谠内毛才重新开始有了发言权。毛在长征时候没什么地位,他的最高统治地位是在延安时确立下来的,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这是被王明、张国焘同时称为毛“篡谠夺权”的重要日子!刘经毛提议任排名第二的。。。毛自此成为中拱名副其实的第一号人物。然后展开延安整风,借机清理王明路线的人。歇了菜很多年的洛甫,在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线后才出名的,在长征中很多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毛能在谠中央笑到最后,登临绝顶。主要一点是他在长征中不断耍出手腕,搞出“阳谋”,最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军权,当年可是枪指挥谠)。在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由于周有病,发烧昏迷不醒。洛甫才下令,确定由毛主管军事。而毛军权到手,很快就把一帮将领收拾的服服帖帖,还没到陕北,他已经对常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明君洛甫起了歹心,时刻想废了他。。。
      遵义会议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周成了军事上的总负责,红军长征时,当时周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之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革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并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遵义会议后,周和同为常委之一的红军总司令,中革委总司令朱才是红军的两个真正指挥员,也是四渡赤水的策划者和决策者。
      而毛恰恰要打击的,就是这两位,因为这两位成了他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道路上,两块最大地绊脚石。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后,在朱和周的指挥下,红军在黔北地区来回豕突狼奔了三个多月,二占遵义,四渡赤水,二过乌江,所过城镇达110多座。这主要是谠中央一直想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但这也让红军陷入到了覆灭的边缘,野战军越打越少,由于国军围堵和残酷的自然环境,红军长征过程中兵员损失极其严重,为了保证作战需要,就必须不断补充兵员。但在贵州扩红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损失的速度。到3月,中央红军的兵力和弹药都已无法支持打一次大的战役,严重的危机来了。
      1935年3月,中央和中革委鉴于围追堵截的国民谠军已麇集在川黔滇边区,中央红军在该地区作战已失去了机动余地,遂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跳出包围圈。周和朱的决策是,南渡乌江后绕过贵阳,北上川西藏区,等待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过来会师。无疑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也是红军在无路可走的境地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在南渡乌江前,红军总司令朱下令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的率领下。继续在黔北地区活动,用意当然是掩护中央红军的行动。朱指示红九军团“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成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
      红九军团的东进西跑,声势浩大,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还徘徊在乌江一带,赶紧调兵遣将,围剿红军。这样,红九军团迷惑和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和黔军共约6个师的兵力,中央红军主力乘虚安全南渡乌江。 完成了任务,红九军团赶紧撒丫子跑到乌江渡口准备过江,这不后面跟着大批国军。很不幸,据说是错过了约定时间,渡口浮桥已经被负责看守的干部团烧毁。这下红军成了南,北两个纵队,中央红军为了保密并且关闭了电台,这下红九军团成了被遗弃的军团,不知该朝哪里去了,这事让罗炳辉以后恨上朱周了,每次开大会都骂不绝口。
      没办法,九军团只得又偷偷潜入国军重兵围剿的黔北地区,被大批敌军追着逃。国军吃过红军的苦头,知道厉害。不敢逼迫的过近,而贵州本地部队仗着天时地利人和,在后面一个劲猛追。红九军团搞了个埋伏,黔军犹国才部悲剧了。红书上这样写,4月4日,红九军团指战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正在行进中的黔军发起猛攻,一举击溃黔军7个团,俘敌副团长以下1800多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而犹国才给蒋的报告上写到:“损失兵力二百三十余人,被匪军俘虏六十余人”。
      这双方的记载相差这么多,你该信谁?而红九军团一共才两千余人,两千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1800多人,呵呵!这个还真难相信,犹国才吃了亏,不过他很快找回了场子。4月13日傍晚红九军团到达大定县的猫场宿营。当时,由于红九军团连续行军和作战,比较疲劳,再加上疏于警戒,致使部队遭到黔军的突然袭击,伤亡400多人。。而黔军报告:“打死匪军四百余人,俘获两百余人。。”后来到了49年,犹国才知道自己和红军结过梁子,估计这帮人肯定忘不了。别人不去,他先带着家人逃台湾去了。还是他的家人运气了一把,留下的都很惨,谠果然是没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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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红军这种只顾中央或主力奔逃,而置掩护部队于绝地的事情,红军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远的不说,湘江之战,红八军团在掩护谠中央过江后,也是到了江边才发现浮桥被烧毁,这支无路可退的部队基本被国军消灭,番号被取消。军团长周昆一直没忘记这场自己人搞出来的悲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中央任命为115师参谋长,没多久,林彪率115师奉令开赴吕梁山区建立晋西根据地,谁知师参谋长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了,这样高级的将领叛逃,在红军和八路军中,尚属首次。周昆以后下落不明,49年后中央派人都各地严厉搜捕,也没找到他(据说47年就去了美国,在一个小城中开了个超市,不显山露水的过了一生,也算他运气,那些他当年的战友,又有几个能有他这么幸福,最后连林彪都想逃。。可惜他逃错了方向)。
      以前红书上说起红军渡江,不曾提起过红军搭浮桥。为啥不提?因为这种过江方式,是要付出很多条生命为代价的。强渡湘江时是西南地区最寒冷的冬季,但水流却很湍急汹涌。在几乎零度的气温水温里,你让红军战士脱光了下水去搭浮桥,体质差点的下水就沉。而且就算浮桥搭建成功,为了不被水流冲垮或冲走,还需要一批战士下水去扶牢。。。在水中一个人根本坚持不了多久,而且还暴露在枪林弹雨,炮火炸弹之下,于是牺牲了一大批革命战士。还好,毛大帅还有心情吟诗作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还不是只渡了一次,接着四渡赤水,二渡乌江。。。“我们是红色的健儿,负有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使命。钢一般的意志,是不能为任何艰苦困难疲劳所屈服与动摇的,要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要流尽最后一点血,要争取最后利……”
      很多人都没亲眼看到胜利,长征路上,一个战士能在红军中活过来,就算是奇迹。但谠中央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且在路上还在不断的搞谠内斗争。。。
      在不断的战斗损耗下,因为兵力不足,红军在贵州搞出了两种作战模式,一种是朱在苏区就常用的,也就是让部队化装成国军,去偷袭敌军防守的县城。南渡乌江战斗:“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伪装王家烈部队,从金沙县梯子岩达江边偷渡。”还有种就上不了台面了,这是彭首创,偷袭失败后,让部队抓捕一批县城周围村庄里的老百姓,在攻打县城时,让这批人走在前面。县城里的守军都是本地的民团,周围的老百姓都认识,这让他们如何开得了枪啊!
      这县城基本不攻自破,大群的反动人物(民团)夺路而逃,包括自卫团、警察队、土豪劣绅、反动分子。红军主要是要进城搞补给,这不贵州荒郊野外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数人穷的连裤子都穿不起。红军倒也不追击,这彭大将军搞出来的这一手,让毛赞不绝口,印象深刻。
      这下明白了吧!梁山泊忠义堂里可都是心狠手辣的,没交过投名状能坐上一把交椅肯本不可能,做人肉馒头的孙二娘排名103,几乎垫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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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林彪想让饱受打击,一言不发的朱重新出来主持红军的军事,但朱没想法。林是看毛想掌军权,进入云南后,毛不懂装懂瞎指挥,林于是想让朱出来指挥,给朱写信,可是朱没答应,这林才给彭大将军写了信,让他来代替毛指挥。刘把这封信交给毛,毛大怒,拍着桌子问彭:“林彪的信是你老彭鼓动写的吧?”
      彭:“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林彪同志在这里,你问他,是我鼓动他写的吗?”毛骂彭“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毛又骂林:“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这是红书上写过的,但后面还有一句毛说的话“这些路是必须要走的”。。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红军进入云南后,一路行军一路大批倒毙路旁,中央红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云南是毛为了打击朱,鼓动洛甫率军而入的,原本按照周和朱的计划,无需绕一圈进入川西藏区,中央的这个决定,让一大批红军高层将领非常恼火。。。
      1917年布尔什维克推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列宁同志首创了苏联金字塔型政权模式,这种集权统治方式,也就是人民服从政府,政府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局,政¥局服从领袖。领袖掌控全局,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在上海的中拱临时中央,完全山寨自苏拱。
      长征路上,洛甫取代了博古成了谠的总负责。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但他攻击博古的罪名之一,就是博古不讲民主,搞小团体(三人团)。所以洛甫上台后,也讲民主,要作出重大决议或有重大军事行动前大家坐下来开会讨论。很快他就不耐烦了,大家吵来吵去得不出结论,最后还是要他拍板定夺,既然他能说了算,还讨论什么。毛就是看出了洛甫这个明君有巨大的利用价值,选择了个人效忠这种封建时代才用的方式(可以使用发誓,下跪,打小报告,送妹妹。。),来取得了洛甫的完全信任,而有了洛甫的信任,毛也就可以大干一场了。他用杀“钱”来震慑打击周,然后就是老相识老搭档老朋友朱。
      当然毛也没忘了培养,发展自己的政治小团体,这个团体要以他的意志为意志(说白了就是要听他的话,完全效忠于他),在以后的政治大争斗中,有一股自己的政治势力作为坚强的后盾,这个可是非常重要。当年列宁同志建立起来的苏拱政¥局,以后斯大林上台把里面的成员都干了个光,斯大林就是要建立效忠自己的政¥局,成员必须都是自己人,而列宁安排的那批人都是些潜在的政治对手,让他们活着可太危险了,斯大林动用秘密警察一个一个的加以消灭,也就是契卡,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第一步便注意这个工作,建立国家保卫局(契卡)。如果在胜利以后,没有这个工作便不能保障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就是靠这东西保障胜利的果实,依靠他彻底的消灭了反革命,列宁说这工作好象他的右手,由此可以看出这工作的重要性。。当年苏联的谠报居然起名《真理报》,这个报每天都在发布谎言,但苏联老百姓不看还不行,谠中央指示学校,工厂,企业,服务社。。每天组织一小时学习,谠的基层干部读报给大家听,读到高潮处,大家还要热烈的鼓掌,大声的赞美,否则就有点非常的不妙。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谠内有了发言权,登大人的苦难也到头了,他是红星报主编,不但要自己约稿印刷排版,(别人睡觉他工作)还得一个人背着四十多斤重的设备跟着队伍行军,本来就腿短,(别人行军他跑步)可受大苦啦!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央队秘书长,还有个重要人物,就是罗明路线的罗明,他也重新被起用,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在指挥部队隐蔽时,被敌机炸成重伤,送到了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也是运气不好,国军飞机炸中两人,一个姓胡的朋友(胡德平他爹)轻伤,罗明重伤。胡同志养了两天就能跟着队伍走了,很多年以后走进了紫禁城,而罗明却因伤重长期无法直立行走,最后中央决定让他留在当地打游击,一枚炸弹,炸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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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前,在川陕根据地的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就展开了嘉陵江战役,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了嘉陵江,四川方面战事陡然吃紧。而蒋总司令在贵阳不但要指挥贵州剿匪,还要兼顾四川。干脆蒋就在贵阳乐会巷的毛公馆中,成立了委员长行营指挥部,把薛岳的前敌指挥部也搬来合署办公,和总司令一起在贵阳前线宵旰沥胆,鞠躬尽瘁主持剿匪工作的,还有一大批谠政要员,蒋的夫人宋美龄这个不能算,陪在丈夫身边这是她一个妇道人家应尽得本份,这个当然木有什么好表扬的,以后抗战,她亲临前线劳军,被日机轰炸扫射身负重伤,这个就让人肃然起敬了!不愧是国军总司令的夫人,为咱中华民族长脸了,天佑我中华,气死小日本,连窑洞里的朋友都猫哭耗子假惺惺发来了慰问电。
      排名不分先后,有端纳、陈诚、晏道刚,陈布雷、吴稚晖、顾祝同、何成俊,薛岳。。这批幕僚日夜在行营里出谋划策,调兵遣将,分析红军可能将攻向何方,又将朝哪里窜。。。国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争得面红耳赤。这不红军有龙云送的国军电台密码本,红军电报员破译过往的电报,得知蒋介石在贵阳的消息,立即向洛甫、朱、周进行汇报,因此才制定了贵阳行动。
      于是浩浩荡荡的数万革命大军,兵临贵阳。蒋委员长坐困城头,瞧得垂头丧气,失魂落魄,突见一骑快马,带起烟尘滚滚,直抵城下,上有一人,横枪持搠,怒目城上!蒋:“来将通名”。此人朗声回话:“俺乃井冈山毛大帅是也,还不快快下城受死,更待何时。。”蒋大喊一声“完了完了”,音未了眼一黑,就此栽下城去,呵呵,三国演义上的套路。
      在贵阳国军的指挥部里,为四川红军会不会到贵州来和江西红军搞会师,一直争论不休。不过有一位国军将领看的明明白白,这位却不在贵阳城里。1935年春天,胡宗南就判断红军有在川西北会师的可能。胡宗南分析,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固然有在川西北会师的企图,但是川西北乃不毛之地,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四周有国民谠大军“围剿”,必不是红军久留之处。红军的根本企图仍然要向大西北腹地发展,进出甘、宁、青、新数省,前往中苏边境地区,打通国际交通线,以取得苏联的国际援助。
      胡将军这可是神人级的判断,以后率军在川西藏区差点陷红军于绝路。这也让他在一帮黄埔军人中脱颖而出,受到蒋总司令的连连提拔,抗战胜利后,毛要搞“民主政府,反对独裁”,顺利成章国民政府选派胡将军去进攻延安。。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一反常态,立马打出旗号,大张声势。。四处大刷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见人就问“老乡,贵阳该啷个走啊”。朱总司令的用意就是把国军不多的兵力都吸引到贵阳去搞防守,这样红军可以毫不费力的北上进入川西藏区。
      蒋接报根本不信,这红军屡遭重创,已成“釜中游鱼,虽生不久”还有能力攻打贵阳城。一帮国军将领也判断,红军在重兵尾追下顿兵攻坚可能性不大。且即使强攻贵阳,只要坚守一天,援军即可赶到。委员长命令所有在贵阳的国军飞机立即飞往重庆,成都。和夫人在贵阳各处视察城防,也同时考察民情,蒋给地方官员训话:“贵州如此贫苦,才会被匪军盯上,希望各位在施政的时候,要先扪心自问下,是不是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站,无愧于父母”
      薛岳认为红军可能以为贵阳兵少,临终前奋力一搏,想来冒险一把。为了以防万一,指挥部电令滇军孙渡部抽两个团,速往贵阳增援,其他部队立即沿滇黔公路布防,严防红军北上脱逃。没想到,这孙军长把全军三万余人都火速开来了,孙渡防区大定距贵阳200多公里,普通行程需7天,孙渡硬是以3天3夜急行军赶到。
      既然来都来了,拒收是不可能的,蒋委员长还能说什么,先表扬一下:“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然后命令滇军速度展开,以贵阳为中心,各旅就地待命。
      蒋介石准备实施以贵阳为中心的“中心开花”战术,来达到消灭这股中央红军的目的。红军赶紧来吧,蒋在热盼,就象当年曹丕听闻诸葛亮率军挺进中原,大喜过望:“就怕他不出来,来辄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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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多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她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在有。。~,蒋总司令和夫人,就是生死不渝,同舟共济的一对伴侣。携手一生,相伴到老。。。
      为了让国军相信攻打贵阳的决心,红军派出数支先遣队,化妆成国军,一路摸到贵阳郊外。枪声四起,蒋笑问老婆:“怕不怕”,蒋夫人:“要怕,能跟着你到这里来?”
      红军派来的这些少量示威部队,也就是敢死队。由于红军弹药奇缺,这些士兵只有子弹二三枚,枪声响过后只好肉博拼命,守军消灭他们都有点不忍心。
      也就在一片混乱中,中央红军从贵阳、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红军根本没想过要打贵阳,而是要夺路逃命。但问题出现了,红军中央出了问题,一场政治斗争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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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4月1日,红军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向贵阳方向进军。2日,红军占领了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九盒
      山、石洞、底寨等地,4日,占领扎佐,数百先遣队逼近贵阳。
      红军南渡乌江后,按照朱和周的计划,就是让蒋把堵住红军北上川西藏区的部队都调去防守贵阳,这样红军也就可以绕过贵阳直达川西,红军电台时刻在监听贵阳电讯。蒋电令孙渡把部队沿滇黔公路布防,也就是为堵住红军北窜之路,没想到孙渡率滇军主力四个旅又两个团,直接开到了贵阳。孙渡心里有底,这云南和红军朱总司令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他把全军开进贵阳,也等于为红军让开了北上川西的道路。
      如果当年,黔滇川地区各路军阀部队能众志成城,不惜代价的和中央红军死磕,那这支在湘江战役中受到重创,士气低落,又远离根据地严重缺乏弹药粮饷补给的红军还能在各路围剿大军中,游刃有余,数次绝处逢生,原因也就是西南军阀都想保存实力,最好南京中央军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红军破译国军电报,孙渡全军已进入贵阳,而且孙渡并不听命国军指挥部让他出击的命令,他只派出少量部队,见到红军放几枪就退,而孙渡的部队装备精良,所有武器全系法国进口,士兵都佩戴法式钢盔,背包,水壶。。蒋见到这样的部队也不得不称赞几句:“各省地方部队都如此等精良,何愁匪患不灭”。
      洛甫拿到破译电,立即召集几个红军高级将领商量,大家商议结果就是立即北上川西,但毛不同意,毛认为既然云南空虚,红军应该进滇去“打土豪,分田地”,这不天赐良机吗?即可以筹款又可以扩红。。朱反对:"云南方面和我们有过协议,也给过红军宝贵的援助,这样做不合适“。毛争锋相对:“老朱,咱们干革命和反动派没有感情可讲,只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你是不是忘不了当年在云南做军阀的生活呀?,我看你想投机,如果革命失败了,你还可以去云南继续做军阀”。
      朱脸色铁青,洛甫问周:“你怎么看?"周无语,洛甫拍板:“那咱们就去云南,绕点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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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4月7日,中革委下达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红军从贵阳附近南进后,突然一折向西,又继续架浮桥渡过北盘江,抵达云南大门口,这一路战斗并不激烈,除了林彪的一军团一部在贵阳,龙里附近的观音山,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迅速南进和滇军鲁道源旅发生接触,红军掩护部队放了几枪弹药也就彻底告罄,不得不派出敢死队和鲁军展开肉搏,好在滇军并不是来拼命的,很快朝贵阳方向后撤了,红军这才没再次受到重大损失。
      在打击完红军总政委周后不久,毛这次又狠狠的打击了下红军总司令朱。毛就是要这俩朋友明白一个道理,玩军事指挥俺老毛自愧不如(以前在苏区,军事方面一直朱负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也是在朱周指挥下取得的,所以谠史上胡说八道的地方甚多,一不小心就能找出不少漏洞。)玩政治斗争耍阴谋诡计你俩就比俺老毛嫩了真不止一点点。
      毛想掌握军事指挥权,朱早看出来了,现在毛又争取到谠的总负责洛甫的支持,朱还能不悲剧。云南是朱军事生涯的开始地,当年他在云南从一名少尉排长,用了十余年的光景就一路升到滇军中将,当然对云南感情深厚。其实在朱的心目中,云南就是他的故乡。现在他能成为红军总司令,要没当年在云南打下的军事基础,也就是不可能的。而龙云通过朱这层关系给了红军援助,还约定双方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如果红军打进云南去,朱这个红军总司令如何向云南方面交代,让他老脸往哪里搁,怎么向家乡父老交代。
      于是在红军强渡北盘江时,一向以憨厚朴实面貌示人的朱总司令,居然大发雷霆,暴跳如雷了一把,让见者无不莫名惊诧。朱心里明白,自己身背的那段军阀历史,已成为他洗不去的人生污点,就算他身居高位,谠还是对他临眼相看,时刻提防,于是从此朱在军事上一言不发,一声不吭,就如寺庙里入定的老僧一般。
      在向云南推进途中,红军在贵州境内沿路占领了一系列的县城,4月中旬,红军相继攻克贵州的定番、广顺、长寨、紫云等县城,胜利地渡过了北盘江,接着又连占兴仁、安龙、兴义等县城。由于这些县城并无黔军精锐部队驻扎,也就有点民团,保安队之类的,红军往往派出些化妆成国军的先遣队去偷袭,不行就拉些百姓去强攻,基本得来毫不费功夫。红军一旦进了县城,也就忙着干两件头等大事——筹款和扩红,这时的红军因为时间不多,一两天时间就得开拔。所以筹款靠“带枪的银行家”来完成,也就是专门成立的筹款委员会武装筹款,筹款委员会下达筹款任务后,各家商户便承领捐助数目,然后视各商户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分别派捐摊款,限期交纳。捐款额分大、中、小三等,每等中又有多级差别,数额由100元至2000元不等。交款后,红军发给“借款交清,给予保护”的证明。如果期限到了,有商户款子还没交上来,红军就派人上门搞没收,带的走的让战士带走,带不走的就分给穷人,在分货物,家产的同时开展扩红。
      这样的方式到是吸引来了许多县城里的泼皮无赖,市井混混,这批人对红军羡慕的不得了。这可比自己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偷去抢可牛逼多了,在民国抢劫商户犯法,红军却说这个叫做干革命。于是相约同去同去,有成了家老婆不愿意他去的,红军还劝这位:“舍不得家中妻,成不了英雄汉”,有这批人加入,红军队伍素质下降了不少,以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红军现在把生存问题放在了首位,其他的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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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毛打击了朱和周,周没了朱做依靠,在军事上一言不发了。这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里,指挥军事行动就成了毛和王。王年轻又无作战经验,搞到最后也就毛一个人说了算,但朱和周的职务没变,一个总司令一个总政委,还是红军的最高指挥员。让自己人掌控军权,洛甫对毛和王俩位非常放心,以后就算犯点小错,走点弯路,甚至是打了败仗,他也基本不说什么。
      “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这是毛后来在延安经常说的话,1935年时来运转,毛知道如果失去洛甫这位明君的支持,自己也根本指挥不动这支中央红军,毛也搞“早请示,晚汇报”,这当然很得洛甫欢心,而且毛还有个神奇的举动,洛甫喝完茶警卫员要去洗杯子,他赶紧拿过杯子,把里面的茶叶捞出来,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津津有味吃下肚去。一边吃一边说:“茶叶营养好呀,还能清洁牙齿,扔了太可惜”,搞的洛甫也赶紧赞叹毛:“你真是艰苦朴素啊,以后我这里喝过的茶叶都给你留着。。”引起哄堂大笑,毛面不改色,也跟着嘿嘿几声。洛甫认为毛很纯朴,比那些一脸严肃只会汇报的红军高级将领可亲可近多了。
      毛在长征路上带了套水浒传,这不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时来运转,原本打算用来消磨时间,而且在他看来,水浒里就有政治斗争,这晁天王和宋江能镇得住一百单八将,这不是政治还能是什么!洛甫劝他有时间多看点马列的书,省的以后作报告理论水平不够,为此还送了几本主义小册子给他。毛拿去也就撕了卷烟叶子用了,吞云吐雾间化作烟尘。毛的烟瘾颇大,自称没有烟做伴就不能思考问题,长征路上有是烟叶子断档,他就会找一些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
      毛当年对拱产国际恨之入骨,这不免了他权的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就是拱产国际任命的,王明和博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以后在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站在了斯大林这边,成了正确的路线上的二十六个半布尔什维克,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中拱临时中央只有24岁。而同样24岁的王明成了中拱驻拱产国际代表,所有拱产国际给予上海中央的指示,都由他代为传达,不过王明在苏区没有什么知名度,除了几位中央高层知道这位神秘人物的存在,包括红军很多高级将领都不知王明是谁。二十六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还有个搞的非常猛的——夏曦。
      最令毛气愤的是,1930年3月,拱产国际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毛没死拱产国际硬说他死了,中国人对这点是非常忌讳的,毛也恨的牙痒痒。所以他尊敬洛甫也是假的,他只是暂时还没有能力和机会挑战这位明君的地位而已。而且毛也是身有污点的,很容易被人拿出来说事,江西肃反杀人太多,就是毛指使下面干出来的。当年许多肃反负责人,如闽西的林一珠、阙朝芳,江西的李韶九,湘鄂赣边的赖汝樵、吴天骥等,当他们杀了成千成万的“反革命”后,自己也被指为反革命而被杀,这点毛心知肚明,在反对他得势力还没被肃清之前,还得夹着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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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插秧队。。”,宣传就是到处刷标语,贴布告。贵州这地方因为贫苦,老百姓普遍不识字,县城里还强点。但有些标语也无人看不懂,象啥“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都不明白这苏维埃是个什么东东,红军战士的那拗口的江西口音到让老百姓越听越迷糊了。有刚加入红军的本地汉子不懂装懂:“苏维埃就是外国的陈胜,李自成。。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还有啥“武装保卫苏联”,“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
    红军连自身都快顾不了啦,还要武装保卫苏联?当然这是宣传,宣传给老毛子看的。这俄国斯大林上台后,就把革命方向转到了国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先肃清国内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反动份子,敌对势力。。“新世界将在旧世界的血泊中建成”于是国内革命如火如荼,苏联政权成了绞肉机。这时的苏联最怕外敌入侵,日本皇军发动的满州事变,引起了苏拱的高度重视,认为日本人阴谋大大地,下一步就该轮到苏联倒霉了。
    拱产国际电令中拱:“用你们的身体造成一条环绕苏联无产阶级祖国的活的、不可摇撼的壁垒!”,这还不够,老毛子还自己为自己打气壮胆,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捷克斯拉夫、荷兰、瑞典共产党,德、法、波、英、捷克的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及赤色工会,赤色职工国际欧洲书记局,少年拱产国际西欧局共同署名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宣言:“日本的军队又向着苏联的边界前进了………大量的军队正在集中起来,准备进攻苏维埃的中国和苏联。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为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开展一致地斗争。”
    上海中央也制定了新的中心任务﹕"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谠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谠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红军是播种机”这又是啥意思?,这不红军对贵州一直很有想法,就是想在此搞根据地,当年暴力革命在国民党统治的富裕地区不太好搞,人民吃得饱穿的暖谁还愿意提着脑袋起来闹革命!除非他有毛病,加之国民谠白色恐怖太厉害了,把中拱在各地发展起来的地下组织几乎一网打尽,民国报纸上每天刊登出来的退谠信,悔过书,决裂声明,一版一版的,真是惨不忍睹!在国民谠的黑暗反动地统治下,叛徒成千上万,而且每天都在增加。。。中拱谠员也从1930年的12万人直线下降到1934年的不足五千人,可能加上儿童团,青年队可以勉强凑成个一万人。所以就要寻找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区域去发展革命,这贵州就具备闹革命的所有基础,落后贫穷,最可喜的是老百姓都不识字,只要宣传到位,把阶级压迫造成穷人苦难的道理传播进他们的大脑,并且深入人心,革命的号角一旦吹响,将立即获得一支横扫千军的革命力量,国民谠反动派就等着哭吧!
    所以红军一路行军一路不停撒种子,当然这叫播撒革命的火种。也就成立地下组织,秘密展开革命斗争,在当地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按照以往经验,根据地一般建立在两省或数省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刚进入贵州,就在扎西组建了川滇黔游击队,留下二百多条枪和两个受伤的妹妹,在当地搞根据地,没想到游击大队长没多久就叛变革命了,悲痛。在贵州腹地,又把一批受伤的红军老战士,送到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养伤,等康复后让他们就地开展游击战,为此还留下一部分武器和资金。
    红军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发展革命。红军在渡北盘江时,又想到了在滇黔交界处搞一处根据地,谠中央选中了一直躺在担架上的罗明。还有个原因,就是中央红军需要减负,这不部队越打越少,不得不几次缩编,师编成团,团编成营,营编成连。同时中央队为了减轻负担,一部分不太重要的受伤人员成了清理对象,罗明还不是中央首长,一人长期占用一副担架,显然有点不划算。
    于是,谠中央派员与罗明谈话,要他与谢小梅留在贵州坚持斗争。派来的人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罗明希望能继续随军行动。来人又说:“中央已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州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
    那还有什么话好讲,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也得留下,这叫听谠的话。当年罗明代理福建省委书记,他的前任居然省委书记不干,带着二百两黄金的革命经费潜逃香港了,和他比罗明是个好同志,但这也改变了罗明同志的一生,这不黔军在后面紧紧追随,留下还能有啥好结果。同时留下的还有个叫朱祺的人,曾是中央苏区总工会委员长,他被任命为滇黔边省委书记,罗明任武装部长。红军走后不久,他们离开部队也才两天,由于他们的闽粤口音太重,即使乔装打扮,也难骗过戒备森严的敌人,三人全部被抓了起来,并被投入监牢。
    有一点要先说明,这民国是讲法律的,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就地枪毙更不可能。有些书上一讲到老革命,就说他全家十余口全死于国民谠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这有可能。。原因就是老革命全家都参加了革命,在家乡杀土豪杀劣绅分田地分财产闹暴力革命,拉起队伍攻打县城,乡镇,劫掠四方,你说说,这政府一旦抓获了他们,还能轻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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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中国红色革命勃发地是农村,往往那些赤脚革命家都是带领整个家族加入革命队伍,一支队伍的骨干也都是他的家庭成员。如毛的一家几乎都参加了革命,连他的堂妹在毛的影响下,也拿起武器,投入了武装斗争,她带领游击队员袭击民团,打击土豪劣绅,炸县衙,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行动神出鬼没,敌人闻风丧胆,成了闻名四方的“女游击队长。” 她还处决了省议员、大土豪赵水生和劣绅李善等,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斗争。以后不幸被捕,1929年8月20日英勇就义于衡山县城南马庙坪,享年24岁。国民谠发布的处决公告上,被其亲手打死的不下六十多人,厉害呀!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也就枪毙了一百多人。。如果这位堂妹不死,毛建国后各位就自己琢磨琢磨吧。
      中国红色革命在最初阶段,要比其他那些信仰拱产主义的国家更激进,更血腥!那些连字都不识得几个的农会会员,红色战士。对付反动派和压迫者的手段,往往就是开膛破肚,挖心去肝,革命把人性中最恐怖的兽性复活了,连当年中拱的第一号人物李立三的父亲都不能幸免。马克思把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暴力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一旦这样的国家建立,悲剧也就不可避免。
      罗明,朱祺,谢小梅三位被黔军犹国才部逮捕,关进了一个县的监牢。罗明和谢小梅遭到了严厉审讯。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失败的小商贩,法官说他们是拱产谠,并说前面的人已经交代了,罗明、谢小梅拒不改口。坐了十几天监狱的罗明、谢小梅夫妇被逐出县境。
      也没严刑拷打,也没坐老虎凳,最后因为没有证据就被释放了,民国有其法治的一面。不过以后罗明在上海被其亲堂弟出卖,也不得不写了悔过书。国民政府得知这位曾经做过中拱高干,想让他去延安劝说中拱放弃武装对抗中央,罗明经历过无数次谠内斗争,这要去了被当成叛徒活埋了都有可能,当然不敢去,1949年还逃到了香港观望。
      毛没忘了他,派人告诉他欢迎回来建设新中国,往事都过去了,他还真回来了。罗明被任命为南方大学副校长,没多久就被打成大贪污犯。毛听说后亲自为罗明说情。毛对在北京开会的叶、陶铸、方方等广东领导同志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他是大贪污?应该复查。”
      伟大领袖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谁敢不听。复查后罗明没问题,这下起来打倒他的人都有了问题。。毛到不是念旧情,而是在历史上支持过他的就都是在支持真理,如果这样的人都会犯严重的问题,那他这个毛太阳的威信就会下降不少,以后他区别对待刘和凳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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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花絮:半路参加长征的越南人





      中央红军刚窜进云南,红军指挥部来了个毛遂自荐的朋友,点名要见洛甫,而且这朋友居然还是个外国人。名字也起的挺奇怪,叫洪水,谠的总负责洛甫现在怎么能随随便便见人,万一来的是国民谠特务,帝国主义间谍岂不糟糕。找人一问此人的背景,还真不简单,他是拱产国际东方局的胡志明介绍进中拱的,还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和林彪是同学。这洪水也挺倒霉,在江西苏区讲话一向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博古在台上作报告,他在下面嘀咕:“这么年轻的也能做谠的总负责,我看他负不了责,他又没上过军事院校能指挥打仗?我瞧他迟早得下台”。。。被人汇报给了博古,博古当然大怒,把洪水职务全免,并开除谠籍。这还是瞧在他的介绍人有拱产国际的背景,不然非拉出去宣布为反革命,一枪毙了或一刀剁了。
      这不遵义会议上博古下台,洛甫上台后就搞平反,一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二来表示博古不得人心,迫害了一大批干部,所以下台也是必然的。洛甫听完明白了,这人一定是来感谢自己为他平反的,何况自己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拱产国际会不会承认自己这个未经上级同意,就黄袍加身的总负责的地位,洪水有拱产国际的背景,当然就要见一见。
      陪同接见的没别人,也就刚好在指挥部里的毛。洪水一见洛甫就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开了,意思红军现在既然到了云南,前有围堵后有追兵,那干脆让他带路去越南北方,在那里发展壮大,先帮着越南人民赶走法国殖民者,把越南建成亚洲革命的基地,然后在杀回中国,打败国民谠反动派!
      洛甫听懵了,毛却听的津津有味,点上烟问洪水:“法国人恐怕不太好打吧,出国作战要搞不好,埋骨异乡岂不悲惨”,洪水:“有什么不好打的,越南多山,只要进去了,法国人就拿咱们没办法”,毛接着逗他“我们红军现在要武装保卫苏联,要打的是日本皇军,你让我们去打法国人,老弟呀,你要犯路线错误了!”洪水反驳:“你的观点完全错了,日本皇军最大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以谁打国民谠谁就是红军的朋友,咱们应该和日本皇军联合起来打击国民谠。。”
      洛甫听不下去了,问他:“你现在什么职务啊?”洪水:“刚做了三个月连长”。洛甫:“等你做了红军参谋长再来高谈阔论吧!”,洛甫让警卫员将他轰了出去,洪水还不服:“你是什么明君呀,你这是什么态度。。”
      洪水这次还算运气,洛甫刚做领导不久,还没养成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习惯。毛却对洪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皇军联合起来打击国民谠,有道理。。。”洪水有点愣头青的味道,以后留在了四方面军,他又跑去劝张国焘,于其在藏区穷闹腾还不如进军越南,这还不悲剧了,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再次被开除谠籍。他干脆逃出四方面军,一个人靠讨饭讨到延安。张国焘倒霉,他再次平反。不过别急,抗战爆发,他带人抄了阎锡山的老家 ,当时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正好是洪水所管的一个村。阎锡山向八路军总部递交了抗议书,洪水再次悲剧,又被开除了一次谠籍。也有点不可思议,一个越南人在中国被接连开除了三次谠籍。他还在山西娶了个中国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起了个更震撼的名——暴风雨,这名可能有点不吉利,暴风雨出生六个月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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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红军打进云南,这可让云南省主席龙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红军朱总司令和云南方面达成的秘密协定,是红军故意骗骗人的?龙云为了保境安民,不但给了红军大批弹药还有国军电台密码本。这下亏大了,而且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感觉,这不国军拍到昆明的军事电报,各项指示命令,红军已经先过目了。龙云赶紧指示部下给国军指挥部发紧急电报,说是抓获了红军的一个报务员,据此人交代红军已破解国军电台密码。薛岳接电根本不信,因为这国军电台密码都是德国人编译的,回电:“德国专家说了,这种编码除了上帝破译得了,现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破译,红军哪有这种人才,不必多虑”龙云急了,给薛总指挥打长途电话:“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请速修改电台密码”,国军坚决不信,就是不改,龙云气摔了杯子。
      这红军离开贵州进了云南,就像进了两个世界。这云南在西南各省中富裕程度第一,而且还有条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这条小铁路在当年可是了不起的成就!1910年3月31日,由越南海防至云南昆明,全长855公里的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滇越铁路通车典礼在昆明举行,云贵总督李经羲发表演说,称滇越铁路是为“谋公司及滇省幸福”之“伟大事业”,“将来必能交偿文明之愿”。滇越米轨铁路其卓绝的设计和浩大的工程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起并称“世界三大工程奇迹”,云南因滇越铁路的修建一步步打开了闭塞的大门,走向开放,走向现代文明。在这个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时代,中国大多数地方充满着硝烟,云南这个偏僻的地方却悄悄地发展,迅速同世界接轨,并领先进步于国内许多地方。西南各省的农产品,矿产的输出,甚至人员出外都仰仗这条铁路,当年云贵川人员要去北上广,从昆明上火车到海防,然后换船北上,这条铁路的建成确实大大改变了云贵川的交通状况。
      不过现在很多写书的可能都是日本皇军的转世灵童,对这条铁路恨之入骨。说他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产物,是为了掠夺西南各省的丰富矿产,是为了瓜分中国做准备,而且修路死了几万中国人,简直就是条尸骨铺就的路!
      修铁路能不死人?何况在深山绝壁之上,这和云南的地貌有很大关系,但也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当地人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震动祖坟。法国工程师不得不数次修改图纸,把铁路修到了无人居住的高山密林中,全程通车,法国人一拱赔付伤残金一千六百余人,死亡抚恤金八百六十余人。
      谁最恨这条铁路,日本皇军!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占领中国沿海各省,于是滇越铁路就成了中国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国际援华物资大多赖此路进入中国!蒋抗战越打越猛,不但一点没投降的意思,还下令:“有敢言和者以汉奸罪论处”把皇军气的蛋痛,这下日本陷进了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要搞撤军那脸就丢大了,打下去兵力消耗又吃不消。皇军一怒之下干脆占领印度支那三国,心想这下你老蒋成了鸭子死了就嘴硬,国民政府算是和皇军死磕到底了,龙云动用数十万民工,硬是在数月时间,居然修成了条滇缅公路,皇军咬咬牙接着攻下缅甸,但天不亡中国,美国盟友开辟了中印空中航线,拼死为国民政府输血。
      红军进入云南,蒋总司令也赶紧飞到昆明,就近指挥剿匪。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也接触下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蒋带来了一份中央决议,是1935年4月南京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决定采取分步计划禁绝鸦片,总目标是35年到36年为彻底禁绝烈性毒品,35到40年为彻底禁绝鸦片类毒品期限。将川,滇等13地禁烟事务归由军委会统筹处理。云南分三期到1937年秋禁绝。蒋警告龙云,这鸦片不但造就了近代中国的悲剧,有碍民族复兴,还病国害民,但云南省还在种植。。。龙云紧张万分,如实汇报:“自1934年底,云南省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分期禁烟,但阻力很大,很多山区民众除了种鸦片,无任何其他生活技能,而且有数县禁烟委员被愚民殴毙,包括二位县长。”蒋最后勉励他几句:“禁不禁得了就看你做为一个主政者的决心有多大,要令行禁止,别忘了你是国民政府任命的省主席。。”
      但云南的发展确实和龙云密不可分,有他的功绩和辛劳。 龙云主政云南,在兴办企业、推动税制和金融改革之余,还注重发展教育,建设出了名副其实的“新云南”。龙云在1931年提出并开始实施一系列建设新云南的工作,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实行了整顿和改革。龙云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政绩显赫,赢得云南广大民众拥护支持,成为各界官民崇敬之偶像。
      但也有搞过头的地方,龙云推崇现代化,在昆明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并把电话线铺设到了云南各县城,这个当然要赞叹一下,大力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6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这个也木有错。但是,他在云南大建飞机场就有点过了,也就是想法太超前了,由于云南山高谷深、江河纵横,云南民众深受交通不便之苦。于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以巫家坝机场为中心,建立省内航空网的主张,全省很快就建成了二十二个机场,但所购两架飞机不适应高原飞行,只到大理、楚雄送过几次信后就停止飞行了。但龙云敢说敢干,独立建设云南地方空军,很快置了教练机、战斗机和轰炸机20多架,将云南空军扩充到一个混合大队,下辖一个歼击中队,成为当时压倒附近几个省的一支强大空军。
      1930年,龙云派出“碧鸡号”开往杭州西湖参加博览会。当时国内一般飞机的长途航程是四个小时,“碧鸡号”经过改装,在机翼下增设附油箱,由李嘉明、陈栖霞轮流驾驶,从广州北海直飞西湖,创造了全国安全长途飞行六小时半的最高纪录,被国外数十家媒体报道,受到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
      而且云南培训出了第一位女飞行员,飞天神女就此诞生——吴琼英成为中国第一名驾机单飞的空中女杰,被龙云亲自授予中尉军衔。再以后,抗战爆发后,云南各机场陆续启用,飞虎队就不提了,也成了抗战中中印交通线不可或缺的起降机场,这龙云真是个人才,不得不严重表扬一下,1939年,中国第一飞机制造厂、中央机器厂等军工企业相继南迁昆明,经过精心研制,制造出我国第一架同轴反旋转式直升机“蜂鸟”号,其顺利升上蓝天填补了我国直升机制造业的空白,创下中国飞机制造史之最。“蜂鸟”号的升空,是中国直升机制造业的起点。
      龙云在云南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令人振奋的,如果这位朋友能“独裁”统治到现在,估计云南早县县通飞机,村村通地铁了。不过他在首次莅临昆明指挥剿匪的蒋总司令面前还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云南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边疆省,它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大环境,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凤凰涅槃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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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花絮:黄金十年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或十年建国,通常是指国民政府从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期间的中国历史。一九二八年蒋介石领导二期北伐成功和东北易帜之后,中华民国不仅获得了初步的统一,而且走上了“外求和平、内求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由于东北地区的加入,中华民国获得了空前规模的资源和工业能力,黄金十年的发展从起步开始进入快车道。从1929年第四季度起,中华民国的GDP和人均GDP开始飞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支独秀。1930年初,民国GDP达到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的两倍,人均GDP达到日本的40%,这一经济建设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未被超过。民富而国强,中华民国在达到全民富裕、财政盈余后,国防军事实力也开始起飞。甚至在谈1928年,海军上将陈绍宽给国民政府上了一个呈文,建议国民政府花2000万元建造一艘航空母舰,这是中国海军界第一个建造航母的设想。但国民政府的军事建设主要集中在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空军上,因而在海军建设上始终没有投入足够的经费。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建造航空母舰的技术装备条件,1921年江南造船厂就为美国建造了4艘万吨轮,除去钢材由美国提供以外,发动机和蒸汽锅炉都是在中国制造的,1932年中国炼出了建造航母的标准钢。
      在这段时间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基本荡平了公开叛乱的军阀,在这十年发展期中,民国政府在经济、政治、教育上有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事实也证明,在“黄金十年”里培养的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中国民族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民族资本向纺织、面粉、卷烟、火柴、采矿、机器制造、 交通 运输业、 金融 业以及其他产业全面进军,兴办了一大批近代新式企业 。各式近代新式银行300多家,外资银行云集上海。
      农田水利、电力、矿业、修铁路…每一项都在有条不紊地建设着,1930年新年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在传统强国欧美,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脱身时,东方的中国已悄然崛起,不久将超越日本成为东亚的巨人和掌控者。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世界经济萧条时间,中国新设立的工矿企业就有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实,只要翻开三十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史,只要从“反面”去读一读茅盾所写的长篇小说“子夜”,只要愿意去调查一下三十年代中国各阶层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收入的状况,只要我们愿意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中国留学生们为何人人都愿意学成回国的“国内原因”,我们就会立即发现,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们,曾拥有过一个怎样志得意满的“黄金岁月”。
      虽然跟欧美比起来还显得“积贫积弱”,但却是百年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经济建设再一次走向腾飞,是一次国民经济的整体跃升,其速度之快超乎想像。虽然这个新阶段自始自终都处于军阀武装叛乱、日本公然侵略、苏俄阴谋颠覆的交相煎迫之下,但国民政府在国家建设上突飞猛进,步子越迈越大。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止,中华民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知识分子们可以天天写诗作文,大骂批判给了他们思想和创作自由的国民谠和蒋介石,中拱的革命家们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甚至是政治组织,以围攻甚至围剿国民谠和国民政府。国民谠的《中央日报》虽然可以义正辞严地批驳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但在它的副刊上,却能刊载中拱诗人们讴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的诗篇┅┅上述历史的真实在一九四九直至今日的中国大陆,难道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吗?
      在教育上,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震旦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南开大学等到抗战前已有108所大学,包括中国最杰出的两所现代高等军事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师范学院提供免费教育,免费上军校和师范学院或教会学校已成为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接受教育的途径。而学生们在某谠地下组织的煽动利用之下,把学校当成旅馆,把马路当成圣途,把政府当成革命目标,一有风吹草动,就出学校,上马路,砸政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曾走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门,亲自与已经砸烂了《中央日报》、国民谠中央宣传部、并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代表平等对话的历史镜头,没有武装军警,也没有刺刀机枪。。。在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下,连一心要推翻“国民谠反动统治”的中拱,也能够在上海成立配有拱产谠书记的左翼文化人联盟,即“左联”。
      用一位美国著名教授费正清先生临死前因幡然大悟才讲出来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国国民谠是能够将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事实上这十年是民国历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建设最快,经济最繁荣的十年,无论外交、政治、交通、国防、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都有突破性与革命性的进展,但中国的发展,让俩个朋友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一个是苏俄,它明白中国越富裕文明,中国红色革命就越不可能成功,而日本则是怕国民政府一旦强大起来,用武力收复失地。
      国民政府这黄金十年,别忘了是发生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一片愁云惨淡的背景下。所以才显得异乎寻常,难能可贵!但全国的整体发展也有不均衡的一面,经济高速增长区主要在沿海一代以及毗连各省,而西北部,西南部因为历来就比较落后,闭塞,还有未开化的少数民族问题,加之国民政府的影响力相对弱小,发展速度也就缓慢。
      国民政府能有此成就,当然也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国民政府搞出了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国民政府成员的学历,可以这样说,都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大多数还有留学日本,欧美的经历(你琢磨琢磨国民政府会不会搞一个像陈永贵那样连字都不识几个的老农民去做政府大员,派白卷英雄张铁生去做驻日大使)。就是在这么一帮人的主导下,社会整体就是朝着民主,法制的轨道在稳步前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没有发改委的正确领导下,居然就发生了。所以同样是一谠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革命过后,建设国家才是关键。国民政府经济,政治,军事一天天强大起来,江西苏区被剿灭也就是个时间问题,这点俄国老毛子早就看出来了,中央红军还没开始长征,拱产国际已经在制定计划,要把江西苏区整体搬迁到相对落后贫穷的西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不但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弱,而且有大批民众可以鼓动利用,也可接受到苏联的军火援助,而中央红军一开始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窜,意外进入贵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国民谠原本也是个革命谠,但他能在革命成功之后,居然也没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三点式发展道路,(走这条路两手都要硬,一只手搞开放搞活,一只手要时刻准备对付那些想要扑上来的坏份子)。。。就迅速把破坏的力量转变为建设的力量。而反观毛,在49年后,还一直在高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旗!很快就发展成三面红旗,在这三面旗下,白骨蔽野,血泪满渠。
      这十年发展,也为以后的抗战打下了宝贵的工业基础,但国民政府也知道日本皇军的实力,蒋制定的战略就是能拖则拖,能晚一天发生,中国就增加一份力量,就又多一份信心,也多了一些希望。
      他在昆明期间,就对龙云讲出了以后被载入抗战史的名言:“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勿轻言牺牲”。蒋表示,对外战争一旦打响,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掌握在全体国民有无信心,决心,恒心。如能持久的抗战下去,抱定牺牲到底的决心,国家一定不会亡。。云南到时必成这场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龙云表示,愿与国家民族同仇敌忾,战斗到底,云南绝不落后于人,被世人不齿。
      没几年抗战就爆发了,云南也在龙云的领导下,二十万装备精良的滇军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前仆后继,血染大地,中国也就是在付出了这么惨重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如果“黄金十年”能变成“黄金廿年”,或许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强盛的国家早就有了。,民国时期有很多东西比现在,回忆简直是就在一种受罪,,,比如194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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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中央红军窜进云南,龙云除电令孙渡所部滇军从贵州速回滇防守,而且务必要超越到红军的前头。龙云还给各县县长下了死命令,守土不利,临阵脱逃者枪毙!(云南各县县长也兼任民团团长)这龙云也不是对红军入滇没一点心里准备,他在红军进入贵州后,就在滇黔两省交界处,紧急抢修了三千多座碉堡。不过这些碉堡没起到一点作用,有些还成了红军行军路上的临时厕所,这咋回事?这不是红军在贵州耍的那一套,在云南一样管用,还大显奇效。因为云南的大部分县城一直深处群山之中,对外交通不便,和省城昆明相比,老百姓就有点孤陋寡闻,见识不广了,这红军先遣军化妆成国军,这些县城的老百姓如何辨识的出,无一例外,纷纷上当。不但开了城门搞热泪欢迎,还主动帮着筹集军粮,军饷和药品。让红军指战员大大感动了一把,不过红军要的可不止这些,一般队伍进了县政府就立马原形毕露,拔出枪来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等红军大部队一到,“土豪劣绅,反动分子”还有命活,毛在一个县城里曾亲自下令,枪毙了一百多位反革命,包括十几位反动官僚的太太,以后有位中央大领导(陈YUN)在写回忆录中讲到了此事,经别人提醒改成了只“枪毙数位”。毛就是要狠狠的打击和他不和谐的朱总司令,“你不是想和龙云讲和平吗?和云南讲感情吗?我就是要让你在云南方面声誉尽失,颜面全无,被人人唾骂”。
      龙云不明所以,他和朱都是云南讲武学堂的毕业生,而且他的太太是顾品珍的亲侄女(云南第一大美人),当年和朱的太太是结拜姐妹,而朱也是顾品珍的爱将,双方有这么深的渊源。这龙云虽然是个少数民族,但在汉人中厮混了这么多年,这汉人办事讲面子,讲交情。。所谓匹夫之语,也一诺千金,他一直不停的给红军发电报,想问个理由。
      红军的回电还真来了,说是主要地图错误,所以误入了云南,如果能送张军用地图,另外在给点药品,红军很快就退出云南。龙云接电大喜,赶紧派人给红军送去了一卡车药品,还有云南的军用地图,和上好的宣威火腿——云腿。
      拿到地图,毛在指挥部里兴高采烈地建议:“真太好了呀,三国演义里张松把四川地图献给刘备,刘备就灭了刘璋得了四川,想不到历史又要重演了,龙云这傻蛋会主动献地图给红军,他这不是自己找死,我看应当进攻昆明,把它打下来,红军就能在云南建立根据地,等红四方面军一到,就搞战略大反攻,和国民谠中央军决一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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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老刘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把根据地的将领都当成了土鳖,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在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在撤毛大会上,刘投了赞成票,当年投票35票赞成2票反对,刘很快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和中革军委主席朱,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他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毛、彭、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刘和叶是两个在苏联受训过的军事将领,叶俄文名字叫尤赫洛夫,刘俄文名叫阿发拉西耶夫。刘在批判毛的同时,也把彭,林这俩得罪了,彭大骂:“按他刘的说法打下去,与国民谠硬对硬地大兵团作战,红军这点老本就要输光了,我们在中央苏区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刘行,那是口里说话洋牙齿不痛。”
      以后抗战爆发,刘作为彭的下属的一个师长,他这样说:“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
      彭对他恨的牙痒痒,加之他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于是刘在所有元帅里是最先倒霉的一个,建国后他知道自己身上有污点,就去出任了军事院校的主管,但厄运很快来了。
      1957年,彭和毛汇报,说军事院校中都不提毛太阳思想,而只是强调军事理论为先。毛大怒:派人去查查,瞧瞧有没有反革命在其中活动!
      彭圣旨在手,指责刘“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
      彭一锤定音:“两条路线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此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批评街坊军学习苏联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毛赶紧召开大会为彭打气:“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谠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谠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毛大悦称赞其说:“你简直是个天才,说的很好”
      刘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历史也有点搞笑,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说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是,批斗会又接连开了好几次。
      而一年后,彭黄被一起打成反谠集团,双双落马。
      因此,在江西苏区首先跳出来指责根据地红军的一批土马列高级将领,不懂军事理论,就会用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书上套路打仗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位在苏联军事学院中进修过数年,自诩为懂理论又经历受过实战的洗礼,而且自认为自己也是个洋马列的刘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撤毛决议上又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投了赞成票,而反对票里有一票是陈元帅投的,所以陈死后,毛会突然良心发现,穿着睡衣去出席他的追悼大会,在会场呜呼哀哉了几声,算是表明自己没忘了陈老伙计这“伟大,光荣,正确”的一票。宁都会议后,毛倒霉,以后他恨恨的回忆:“当年连鬼都不上门,连发放物资的供给人员都狗眼瞧人低,真是想喝谠的一杯凉水都喝不上”,而刘在一帮洋马列的提携关怀之下,很快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成了李德的幕僚。
      红军一败再败,李德和刘也闹翻,刘被三人团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下放野战部队锻炼去了。遵义会议前又被重新启用,再干老本行,因为谠中央发现他在苏联也没白学,他会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架设浮桥,这可是个技术活,其他土马列将领还真干不了,西南地区江河纵横,常常转个弯就遇上条,这人才可太宝贵了。
      毛得了云南地图正在指挥部里雄心万丈的发表弘论,这刘总参谋长兜头给他浇了一大盆冷水:“同志哥,你要搞大的也要先想想红军现在的实力,二万多人马,弹药严重缺乏,后面还有国民谠的大批追兵,龙云还有个装备精良的军在昆明养精蓄锐,他不来搞我们已经谢天谢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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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毛心里大怒,但不动声色。毛这人有个很大特点,就是在所有反对者中,首先分清主次,(向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分,而一旦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那就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无可避免地)拉住大多数,孤立一两个,然后进行无情打击,这个他屡试不爽。毛以后能在聚义厅里坐上头把交椅,把洛甫,张国焘,王明之流全都批倒斗臭,让全谠喊他万岁,当然有他过人之处。
      毛对刘这个动不动就摆老资格(参加过南昌起义),还留学过苏联的总参谋长内心是相当的厌恶,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把所有反对派都连锅端。而且在毛心目中,这参谋长在红军中一点屁用也木有,红军的工作系统中,作战由军事主官负责,政治由政治委员负责,各野战部队还有中央特派员监督军事,政治部主任协助政工,参谋长完全是个洋大人设立的职务,顶多管管战士的吃喝拉撒,也可帮着在指挥部里挂挂地图,倒茶递烟。
      毛没当场反驳他,最后军事会议制定新的方案,一批将领都建议红军应尽快脱离云南,要是孙渡率军赶回来就不好办了,为此,林彪军团朝昆明方向运动,造成主力红军将进攻昆明的假象,以吸引滇军注意,掩护中央纵队快速通过危险区域,彭的三军团立即进军金沙江,占领渡口后架设浮桥或寻找渡河船只。
      毛在会上只提了一个建议,让刘总参谋长赶紧前往三军团,代表中央协助监督彭的部队开展这次重大军事行动。洛甫拍板同意,这下刘不得不领命而去,等于是毛把刘赶出了指挥部。
      毛把刘总参谋长请出指挥部,这下他只要轻松搞掂洛甫和王,就又可以用中央的名义猛发电报了,为什么红军指挥员会全体反对在云南久留,这不云南省内兵力又不多,既然来也来了,何不象在贵州一样,搞个四渡北盘江,二渡金沙江之类的出奇兵,云南富裕,外销矿产,内销鸦片,红军简直就是阿里巴巴进了藏宝洞,也不用费劲喊啥芝麻开门。红军一旦展开攻城掠地就能大发一票,云南土豪劣绅肯定比贵州多,问题是红军一进入云南,就遇到了大自然这个敌人,瘟疫,疟疾,瘴气,红军在高原上行军,往往一个白天要走一百多里地,而且不停的走,于是又多了个高原病。红军士兵的体质原本就很差,李德在回忆录里写到,要找几个能站四小时岗的哨兵,在当时都很难找到,于是出现了一路行军一路大批倒毙的惨状。毛一生都不承认自己会犯错,当然这次在他的撺掇之下,洛甫力排众议把红军开进了云南,这么快就不得不离去,让他实在有点不甘心。毛不能让别人看笑话,居然想出了要在云南搞根据地。
      按照分工,红一方面军便沿着曲靖通往昆明的公路,大踏步地向昆明方向挺进,4月27日攻占马龙县。接着,中央纵队和红三、五军团直插寻甸,一军团向杨林、嵩明前进,29日攻占了寻甸和嵩明,前锋直逼昆明。龙云宣布昆明戒严,一方面急向薛岳告急,一面急令防守金沙江的三个团驰援昆明,于是金沙江南岸防务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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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就在这时,一,三时军团都接到毛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与滇军决战”命令;“我们现在争取了有利地位,使我们现在争取了一个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转移。但严重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
      此时,在毛的再次进言下,洛甫又推翻了前面搞出的方案,红军“到川西北”的进军目标没了影子,这时的毛根本没有想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意图,他要让红军在云南东北地区就地搞根据地。
      而就是林彪,坚决反对中央这个决定,他和政委聂说:“老毛这点水平,就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土城之战,鲁班场之战,还不都他提议打的,结果皆一败涂地,让各野战军大伤元气,毛不懂军事,就会瞎指挥,让他这样搞下去,红军迟早走到绝路上去,我建议咱俩联名发个电报给中央,让他歇菜!”(数月前彭与林彪得知中央仍旧决定打鲁班场以后,在13日联名提出异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固执的毛还是命令红军一头撞向鲁班场。)而聂拒绝了他这个提议,小心提醒林:“毛有洛甫支持,这样冒冒失失给中央提建议,万一被怀疑是反对洛甫的领导,你我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林想想有道理,大家都心知肚明,却都在玩深沉,自己何必要去做这个出头鸟。林给中央回了封电报,首先他指出了云南东北部地区不是什么“有利地区”,并不利于消灭敌人,反而可能被敌人消灭。纠正了军委以为“云南东北地区”是“有利地区”的错误判断,以及企图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幻想,同时提出了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这封电报让毛很受伤。
      很快毛又受伤了,反对此时与国军决战的也不是林彪一人,彭也回了封信给中央,指出毛的决战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迅速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才是当前要务,彭在信中还大骂了两句“有些同志脑子经常会发热,就差烧破了他的脑壳”。红军两员大将都反对搞决战,中央纵队也不可能自己留下来搞决战,那洛甫也只好放弃毛的建议,接受了林彪的“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意见。
      中央再次改变作战方案,洛甫通告全军: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红军在云南停留时间不长,也没经历重大战斗,但兵力损失相当严重。这可能和红军官兵没有装备军用水壶有点关系,行军路上渴了就喝,山泉水,井水,河水,江水这些都没问题,如路上一直没有遇到这些活水,那啥泥潭水,沟水,死水也都喝,这以后入侵中国的日军,这点就搞的相当明白,联队(团)一级都都有“给水部队”,专门为皇军提供消毒过的清洁水。所以红军有很多战士在行军路上不停的腹泻,直到躺倒在地,无力前进,而当年红军末尾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立即处理掉,这也是防止红军的行踪被敌人侦知的一种措施,绝不让敌人抓到一名俘虏,与其让他们以后不幸当叛徒,那还不如今天就让他们光荣当烈士!
      不过在云南也有收获,就是龙云给各县民团的武器也全是法国货,除了缴获了一小批枪支弹药,红军还搞到了不少法国钢盔,这玩意可成了红军战士的一宝,全打包袱里背着,并不用来戴在头上挡子弹。这东西用处太大了,晚上宿营,战士们随便挖个坑,把钢盔放上,下面找点木材点燃,就成了个小锅,找点野菜放点水,这不喝上热汤喽,如果再能找点肉加上,简直就是一火锅,能吃的浑身热热乎乎睡觉,红军战士认为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也算吃上小灶了。
      还有个就是军纪也出了问题,从贵州扩红进来的兵,良莠不齐,有些就是带着发财致富思想跟着红军进入云南。这批人在云南县城里,见物就拿,见房就入。。对穷人还说的过去,见了富人就如狼似虎。
      红军接到无数当地百姓的投诉,为了严肃军纪,中央赶紧开大会研究对策,周建议应该适当抓一批开群众大会搞审判,把首要份子枪毙几个,再开除一些,也为红军挽回声誉,毛反对:“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挑肥拣瘦,这些人只要打仗敢上,其他都是些细节问题,不必太在意,如果动不动就搞枪毙,那谁还来当红军啊?富人会跟着我们干革命吗。。”
      为了刺激刺激毛,让他以后在军事上少发言。红军过了金沙江,林彪因为自己的部队减员太大,曾要求中革军委同意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原电文是:“致电朱、周、张闻天、王:一军团自从进入云南至现在,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个干部大队,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缩编为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
      洛甫接到电报,把他递给毛,毛看完知道林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把矛头对准自己,毛也决心和他较量一番,毛对洛甫说:“林背后一定有人,他们就是要反对中央的一切决议,和他们爆发斗争是迟早的事,越是退让他们就越得意,越想爬到我们的脑袋上来,很有必要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让他们把思想都彻底暴露出来。。”
      洛甫也深以为然,主要是对自己这个领袖地位缺乏信心,怕有人不服,这到被毛利用了。聂元帅对林的告诫真的成了真。红军在云南还有一重大收获,就是龙云进献的云南白药,这红军长征也搞红了两个地方名牌,49后都成了特供产品,一个是贵州茅台,一个是云南白药。在云南,战士腹泻,当然干部也免不了,也有一些人上吐下泻,活着比死了还难受,而红军医院在土城之战后就解散了,主要是缺乏药品,干部在服用了龙云送来的云南白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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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没多久纷纷康复,再次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下都对这云南白药赞不绝口,人人都备上几瓶,留着以后用。
      这龙云送给红军的云南白药究竟是什么牌子,现在还有点存疑,因为当年昆明白药生产商可不是一家两家。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曲焕章创制的万应百宝丹,是云南彝族传奇人物曲焕章于1902年创制的。这位懂宣传会吆喝,曲焕章本人曾在报纸上宣扬,说他的百宝丹是受“异人”传授。他给他的白药另起一新名“百宝丹”,意思是如太上老君炼丹那样九转百炼而成。据他自己介绍:“任何重伤、身软不死,虽人事不省,服药后,气将绝者渐苏,血流注者渐正;内部有子弹者,敷其伤口、子弹能自行撑出。如法服洗,轻伤半月收功,伤重月余复原,效力之大如此,令人发指。
      1928年曲焕章使其万应百宝丹批量瓶装(长方形)上市,在长江以南诸省出售,还以七折至三折在上海、武汉、香港、澳门、雅加达、仰光、新加坡、曼谷、横滨等地建立代销点。到抗战前后,白药神话几近登峰造极,国内年销量达到40万瓶,海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有分销处,百宝丹远销多国。
      这简直是神药吗,有点星哥说的:“此乃杀人越货,行走江湖的必备良药”曲焕章1931年在金碧路开始建盖三层楼的曲焕章大药房,至1933年完工,且投入使用,开业销售百宝丹。里面挂有许多人的题词,如唐继尧的“药冠南滇”、龙云的“针膏起废”、胡汉民的“白药如神”、金汉鼎的“撑骨散为专药将军”、杨杰的“百宝丹系白药之王”。
      还有家就低调多了,1931年昆明护国路中段小南门开张的公生大药房,专门销售一种叫曾氏白药的白药精。其创始人因在会泽出生,故名曾泽生。。曲焕章的白药叫百宝丹,曾泽生的白药叫白药精。据说,百宝丹止血较强,白药精镇痛稍优,各有千秋,各有销路。蒋介石也为曾泽生白药题“良药功深”,薛岳则题“军中至宝”,两家白药并驾齐驱难分高下,各自都为医药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云南白药生产者在昆明不下几十家,为了争谁是第一名牌,产品最正宗,曲焕章状告曾泽生是假冒伪劣产品,曾泽生当然不服,他的作坊比曲焕章开业要早,后双方经法院调解了事,偃旗息鼓,各自卖药。(有点茅台酒一样的境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滇军60军和58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曲焕章爱国心切,捐出三万瓶万应百宝丹给滇军将士。曾泽生也不甘落后,慷慨捐出五万瓶白药精给滇军将士。白药在救治受伤的滇军将士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8年曲焕章因吸食鸦片,长期厌食,感到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曲焕章将其秘密配方和制作方法传授给自己最信任的人——妻子缪兰英,并要她发誓绝不外传。
      49年后,民营企业基本死路一条,政府到是也没敢对缪兰英使用专政手段,这秘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周一再指示云南方面,尽快把秘方搞过来。。机会来了,朝鲜战争爆发,政府严令曲焕章大药房为志愿军提供大批云南白药,而给的钱连成本的一半都不到,很快曲焕章大药房就负债累累,就是这样缪兰英也咬牙苦撑,苦苦坚持了数年,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家里可以卖的都已卖了个光,毕竟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1955年10月,缪兰英出于由衷感谢谠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并为了使百宝丹有更大的发展,将处方和技术全部献给国家。昆明市人民政府工业局将曲焕章大药房及全部资产作价赎买划归昆明制药厂,药房所欠债务由药厂帮助偿还。同年11月,百宝丹正式定名云南白药由国营专业制药厂生产。殊路同归,曾泽生也于1956年献出处方,据其所生产的白药仍叫白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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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花絮:民国的工业和教育




      有一种说法,旧中国一穷二白,连火柴都不能造。民国不能造火柴?难道当年老百姓点灯煮饭全用打火机?当年生产火柴的厂家不少于150家,中国所生产的第一台重型柴油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家车床制造厂、第一台万能铣床、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第一艘万吨轮,,都是在民国!军事方面,啥机枪,迫击炮,高射炮都已经开始国产化,,,1930年代,三大传染病中,霍乱、鼠疫已经得到了控制,大量人口因此死亡的现象已经消失。流行病得以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已经能够自制疫苗和血清。1919年,中国设立了中央防疫处,自行生产各种疫苗及血清,到了1930年代,已经能制造生产40余种疫苗,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疫苗品种,而且数量上也年年增加,不仅行销全国,尚有部份出口香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朝鲜等地。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控制流行病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这些都不算什么,民国最主要的成就在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几乎无日无之,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成就斐然,名列全球三甲,至今人们还“艳羡”不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华人一共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提到民国教育,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灿若群星的大师,当年的大学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办学宗旨,把大学都办成谠校,把学生都培养成“爱国大师兄”,那个根本木有可能。《教育法》开宗明义:“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毛就是在和地主爹闹翻之后,愤然去不要钱还补贴生活费湖南师范学校就读,研究了几年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他居然在里面发现了阶级斗争(和现在大学混三年,都练成了网游专家也差不多)。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教育厅“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教育费中百分之十至二十”,教育部训令各省市自1929年起切实实行,按照规定的标准划拨各地社会教育经费,并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国民政府颁布有关社会教育的法规包括,民众教育三十九种,图书馆、博物馆十一种,通俗讲演四种,公共体育七种,电化教育十五种,特种教育八种,美化教育二种,共计八十余种。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 -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 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教育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30年代起国民政府就在逐步实行学龄儿童强迫“四年制义务教育”。而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在军事教育上,自32年起,所有军校开学开学典礼上,校方的第一次训话都是针对日本的,“勿忘9。18,勿忘国耻,同学们今日之学习,就是为明日之牺牲,就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换取民族之生存。。”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结业的二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個月,他们都没有忘了校训,怀念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找不到他们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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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中央红军1935年4月23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经过18个县区,攻占9座县城,5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先后胜利渡过金沙江,离开云南。也就是说,红军也就在云南转悠了半个多月,但部队在这半个月中几乎天天都在强行军,如负责佯攻昆明的林彪一军团,甚至是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被迫连续行军。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减员数量达到惊人的六七千人,几乎达到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不过也在云南扩红三千余人,基本都是些庄稼汉,也包括少量彝族,苗族穷哥们)而且是发生在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战斗的情况下。
      进入云南后,朱总司令一言不发,阴沉个脸骑着马跟着部队前进。红军现在走的这条长征路,他早年已经走过一遍了,不过是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他被唐继尧从昆明撵出来,也是沿这条路逃过金沙江,窜入川西后,才算是死里逃生,捡了条命。而他的老长官顾品珍死在了云南,老朱一路走,一路唏嘘。
      彭元帅和林彪一直和毛捣乱,也就是为朱老总鸣不平,他们俩都佩服朱的军事指挥才能,明白红军如果少了这位军事指挥员,前途堪忧。特别是林彪,他的地位是老朱刻意提拔的结果,他所用的战术(特别是化妆术)也都老朱手把手教的。毛为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不断打击这个打击那个,最后搞到朱的头上来了,彭和林有点愤愤不平,加上老毛搞权力斗争本事一流,军事指挥上却是个门外汉,所以引发许多干部战士不满也是情有可原的。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特指自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全长2308公里。它沿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到云南石鼓急转北流,来了个110多度的急转弯,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削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即举世闻名的虎跳峡。金沙江西岸都是崇山峻岭,江涛汹涌,水深流急,自古称为天险。
      被毛赶出指挥部的刘总参谋长,奉命带着干部团跟随三军团来到江边架桥,到江边一瞧这阵势,知道这浮桥一定架不了,但要等谠中央到了,发现过不了江,这责任就重大了。刘拿出地图一瞧,发现不远处还有个皎平渡,连忙带人赶过去瞧瞧是否水流平缓些,江面狭窄点,居然被他发现了没烧毁的渡船,于是刘参谋长为中央红军立下了大功,三路红军都从这个渡口用六艘木船过了江。
      过江前,中革军委指示红军各部:“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而川西的刘文辉指示下属各旅:“红军过境不留,但红军如攻城略地欲安家,就以死相拼!”。于是双方大战一场,也就不可避免了,先头过江的刘总参谋长带领化了妆的干部团,击溃了来江边巡视又不明争相的刘元瑭先头两个连,这刘元瑭是刘文辉的侄子,接报立马收拢原本准备进驻江边防守的差不多两个团的兵力,退入小城会理死守,而且他把城外居民全都赶进城去,一把火烧光了城墙外房子。
      红军大部队陆续过了江,毛用中革军委的名义下令,让彭的三军团和干部团共六千余人去进攻会理城,红军似乎并没有任何必要打下会理县城(彭认为,打下最多几天也要放弃掉,因为薛岳部队离红军不超过5天的距离。只需要装作攻城的威慑一下城里守军,让城里刘元瑭不敢率兵出击就行了)。毛不这样认为,他想进城去打一下土豪劣绅,搞点给养,同时也让疲惫不堪的谠中央好好修整几天。
      当三军团到达会理时,许多红军指战员们已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由于在云南部队连续强行军,也没有找到地方可以休整,部队状态可想而知了。
      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这刘元瑭太狡猾了,红军在城外没找到可以“助攻”的百姓,而且房子被烧光,红军也没了可以隐蔽躲藏的障碍物,就剩下强攻一条路了,刚开始,彭认为打就打吧!这城内一千多守军,能敌的住红军六千人的猛攻,红军战士打起精神,分数路猛攻,前面几批陆续倒在城墙下,不过,倒下一批又冲上去一批,接过云梯又往上架,渐渐的有几架云梯靠近城墙。城墙上突然扔下一批手榴弹,猛烈的爆炸后,云梯再也没有起来。
      红军严重缺乏弹药,也没重型攻城炮可以使用。彭和政委杨眼见伤亡过大,想停止攻城,中央却指示继续打下去,不打下会理城就决不收兵。既然城墙攻不上去,那就挖地道,经过数昼夜不停苦干,炸药被埋进了两处城墙下,整个谠中央得知消息都一大早跑来观战,毛意气风发,和几个中央大员说说笑笑,可能已经在盘算进城后到哪找个地方洗个热水澡,再吃顿好的补补。现实却和毛的想法有很大距离。
      很悲剧,几声巨响之后,只炸掉了城墙的一脚。别看会理小,这城却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古城,因为汉人和少数民族经常打来打去,所以这城墙也就修的异常坚固,红军的炸药没起到多大作用,只是让大家空欢喜了一场,七天七夜的攻坚战,三军团承受了重大伤亡,仍没有撼动会理城防。战后刘元瑭受到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被刘文辉连升两级,从旅长直接升为137师师长,刘元瑭知恩图报,其后跟着中央军尾追红军到丹巴.49年后,刘元瑭因抗拒人民政府工作,被判处死缓,1958年在狱中病故。
      后面渡过金沙江的林彪,干出了一件大事。他见毛又在胡乱指挥部队,他去找了朱总司令,让他重新出山,替换毛来指挥部队,并表示自己将坚决支持他的领导,被朱断然拒绝了。林在这种情况下,派人给彭送了封信,意思老朱既然不肯出来指挥,那你来指挥也一样,不能让红军败在毛的手里,彭接信看完放在桌上,也没太当回事,琢磨过几天找林彪交换下意见,这中央有洛甫领导,用不着我们操心这事,坏就坏在这封信落在了政治部主任刘的手里。
      刘赶紧拿去交给毛,刘还告诉毛,洛甫前面来和彭密谈了约一个半小时,有些人在下面不停活动,可能在商量要对你不利的事情。毛正在狐疑,林给中央的信真的来了,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毛认为:这封信是林的语言、彭的思想,林彪是在彭煽动下写这封信的。
      毛以退为进,先去探问洛甫:“如果你这个谠的总负责,认为我老毛对你不忠,那我也就干不下去了,你撤了我的职务,另选贤能吧。”洛甫怎会舍得老毛不干,立马表示要召开扩大会议,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于是会理会议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厂里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他按照会前与毛、王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在谠内的具体表现,洛先上纲上线给会议定了调子。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老张同志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歪风压下去,扣什么大“帽子”都太正确了。
      先把林的政委聂元帅吓了一跳,赶紧汇报,聂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老彭讲........”这样他就把彭给扯进去了,他当然也把林彭两位都得罪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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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彭不得不发言。他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他说林彪在给中央写信之前,曾和他交换看法,对林彪提出的观点,他也有同感。对林彪提议由他来负责战场指挥,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
      毛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分,亲自上阵。拍着桌子厉声地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念,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毛盯着彭问:“林彪的信是你老彭鼓动写的吧?”彭瞪了瞪眼,说:“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林彪同志在这里,你问他,是我鼓动他写的吗?”林彪板着脸,望了望毛,说:“我只是在写信时与老彭交换了下意见。”毛说:“这就对了!没有你老彭定的调子,林彪怎么会吹这喇叭?……”
      彭干脆不吭声了,毛又开骂林:“你懂个蛋蛋啊!你还是个娃娃,这些路是需要走的。。咳咳”。主要是针对林在信中提到的,红军在毛的提议下到云南绕了一圈远路,走了个弓背形,还不如不进云南,直接从贵州进川西,野战军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人马。
      又一个发言的重量级人物出场,“润之同志的话是有点过火,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周望了望大家,那语气不容辩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时间从中央领导层到部队基层,确实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与强敌周旋多走路,造成一些减员,下面产生了疲劳畏难情绪,发了一些牢骚怨言,作为指挥员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光看到部队疲劳减员,更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才对。。。
      朱总司令批评林彪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意洛,周,毛的观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三人团的权威。于是从这一天起,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毛在洛甫的强力支持之下,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与彭彻底收服,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
      会理会议后,毛将认为不太可靠的杨政委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再以后,洛甫在延安被屡屡责难,谠中央认定洛甫当年到彭那里活动,是去听取汇报,动过想撤换毛的念头。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毛大骂张。被毛无端指责的洛甫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反省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刘同志的造谣!附上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从进入延安开始,刘就与洛甫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刘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这个已经下台的老领导,老上级的不满。
      这位刘同志,在中拱的历史上绝对是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博古当年对他有恩,在江西苏区把他提拔进中央,给了他个候补委员干干,又让他领导苏区的工人运动。他对博古的回报却是,在云南扎西会议上洛甫黄袍加身,成了谠的总负责,他受洛甫的委派,去逼迫博古交出其掌管的谠中央印信(包括一付装着中央重要文件的挑子),让博古同志垂泪到天明,悲催的像个当年的“郑大世”。在以后的长征路上,他看出洛甫能力不足,优柔寡断。。而毛绝对是只“潜力股”,很有可能成为谠内的又一匹黑马,于是他毫不犹豫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毛的身上,双方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盟友。为此,会理会议前,他不惜冒着得开罪彭和林这俩位红军实力派将领的风险,给毛打小报告,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并把林给彭的信也当成罪证交给毛。
      到延安后,洛甫倒霉,他又对洛甫落井下石,无情打击。以后又轮到了周,刘的亲信彭针甚至建议谠中央开除周的谠籍。刘的这一些作为,深得毛的欢心,其实说到底,当年确实有一些人,在政治上,时刻准备着,踩着别人的脑袋爬上去。
      刘为博取毛的欢心,也为自己树敌不少。林以后再也没敢写过信,彭和周都对其恨的要死。
      庐山会议上,彭被打倒,毛往事重提:“彭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大军阀。。长征路上,他让林写信反对我,”刘补充:“这封信,我亲眼见过。。。”林鄙夷的看了刘一眼,为彭辩护:“当年这封信,是我自己写的,和彭无关”。以后刘也被毛打倒,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在谠内的那些反对派,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

      不过刘在长征中只是个小角色,中央重要会议还论不到他做重要发言,也就有个列席参加的权力,他真正一鸣惊人,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把他从中拱北方局召回延安开始。在会理会议上,最神奇的一位人物就是周,红军在贵州和国军躲猫猫,捉迷藏期间,原本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周朱手中,而在毛实施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之后,进了云南军事指挥权转到了毛王手里(实际成了毛一个人说了算),而且毛为了夺权,也狠狠的打击了一下周。按正常思维,周应该和彭,林两位站在一条战线上,和毛斗争一番,他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团)的总负责,他的意见当然举足轻重,如果形成对峙,洛甫也就要考虑考虑对毛的无条件支持会带来什么后果。
      而周却出人意料的一屁股坐到了毛的这边,也对彭和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位周其实就是谠内最大的变色龙,他是中拱内部仅次于毛的权谋专家,毛在成为伟大领袖之前还经历过几起几落,而周一次也没下台过,他能在这么多次谠内斗争中全身而退,安然脱险,这和他一经辨明政治风头不对,赶紧转向的墙头草性格是分不开的,在遵义会议上,三人团的博古李德都倒了霉,受到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而他一点事木有,这是因为他反戈一击有功,落井下石的结果,就是为自己摆脱了被牵扯进去的干系。
      所以会理会议上,他明白彭和林是斗不过毛的,毛背后有洛甫支持,当年红军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金字塔型,最底层的红军战士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可以做的就是行军,打仗,吃饭,睡觉,流血,牺牲。而连,营,团的干部就是负责领导看管这些战士,只要是打了胜仗,就能受到提拔,奖励,他们在权利上和士兵不同,他们享受一定的待遇,吃穿也要好一点,可以向上级反映情况,到了师,军级,就有直接给中央提意见,打报告的权力,享受特权(吃小灶,配警卫员,特殊药品,使用小金库),最上一级就是谠中央,谠中央负责制定所有行为规则和重要决议,所有成员都有专门人员负责照顾生活,需要都由后勤部门特供,有特设的医生负责医疗,而谠的总负责就是整个金字塔的塔尖,他是所有决议的最终拍板者,也掌握所有重要干部的任免权,他的一句话,顶别人的一万句!
      周一生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绝不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和原则,谁的政治权力大,他就紧跟谁,就把他当成效忠的对象,就把他的政治主张和原则当作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原则。


      红军在一路前进着,为了“解放全世界,拯救全人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伟大理想,能在阳光普照的这片大地上得以实现,大批红色战士在不停的战斗中,苦难行军的路上“永生”了,谠中央却在一路搞政治斗争,好像不斗出个名堂有点对不住死去的同志。
      会理城外,红军战士得不到补给,也没地方打土豪,只好集体挖野菜充饥,在凄风冷雨中宿营。睡梦中,不知那位江西战士唱起了家乡的民歌,很快歌声响成了一片,歌声中混杂着啜泣声,哽咽声。。这些战士,也许过了今夜,明天就要埋骨异乡,让他们最悲痛的是,在离家数千里的地方,死后也就成了荒郊野外的孤魂野鬼,清明冬至,没有亲人会给他们祭奠扫墓。
      周听到歌声,披衣出来巡视了一圈,这歌声让他终身难忘,1976年病危中的周,在弥留之际哼起了这首歌,围在身边的一屋子医疗专家,医护人员都听不懂。周的秘书低头问周还有什么要求,周哼哼道:“红军歌。。”医疗专家组赶紧为他准备了《长征组歌》播放,周不听还好,一听没几分钟心脏就永远地停止了跳动,“永生”了。
      而在会理会议上,被毛痛批了一顿的彭大将军,虽然不敢吭声了,但心里一直不服,认为在这件事上自己和林彪没错,明摆着错在老毛。彭脾气火爆,敢说敢讲,下属都怕他三分,彭比毛小4岁,他们在井冈山时就战斗在一起。彭知道毛在江西也犯过一些错误,并不“一贯正确”,因此49年后他并不把这位毛万岁看作是高人一等的超人。在毛被称颂为中国人民街坊军的缔造者之后,他仍认为朱是中国人民街坊军之父。所以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彭大将军会先“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横刀立马为饥寒交迫的老百姓“鼓与呼”,把毛唬了一大跳。于是毛恼羞成怒,恶向胆边生,毛太阳是何许人也?这位伟大领袖的口头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就是位红色圣斗士,和他斗的下场基本上都是家破人亡,彭大将军也没有幸免。毛新仇旧恨涌上心头,连毛太子死在朝鲜的事都抖搂了出来,骂了个的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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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据李德回忆录上称,在长征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中,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许多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通讯员,日日穿梭在火线和行军途中,做着和他们年纪不相称的危险工作。红军战士都是些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到达陕北。
      红军还有个红五军团,这个军团原是冯玉祥的部队,在江西宁都起义之后改编而来的。大多数起义过来的原军团高级指挥官,在江西大肃反中,被陆续杀掉,但中央还是不太信任这支改编而来的部队,红军长征路上,一直让他担任后卫,进了云南,人数也下降到了不足两千人。
      中央红军在国军的猛追之下,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川西这时是刘文辉的地盘。刘文辉和刘湘是当年四川最大的两位实力派军阀,他俩是叔侄俩,先后做过四川省主席,1933年双方却在四川大战一场。这俩的恩怨说来话长,刘文辉虽是刘湘的堂叔,但年龄却比刘湘小6岁。刘文辉从小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刘家当年在当地并不富裕,加上人口又多,实在是供不起几个孩子一起求学,没办法,只好让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辍学,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家人只交给刘文彩一项“工作”,在家照看小弟刘文辉,负责陪送他上学。刘文辉果然不负家人的厚望,13岁时居然冒充16岁,以第一名考上了军校。所以刘文辉发迹后,也没忘了在乡下开烧酒坊,混的马马虎虎的土老冒五哥,
      1916年,在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后,便回四川,投奔刘湘,刘湘见到这位比自己还小六岁的堂叔,没把他安排进自己的部队,怕不好管理,怎么称呼也很头疼,刘文辉虽然没有直接在刘湘军中任职,但受到刘湘的推荐和多方面的关照。有刘湘的关照,再加上自己的突出才能,刘文辉在四川军队中一路官运亨通,仅3年时间就从上尉参谋、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主要将领之一。1920年,刘文辉以川军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占领四川东部重镇叙府,从此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到1928年,川西基本归刘湘、刘文辉主宰,形成二刘和邓锡侯、田颂尧分割四川的格局。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为了早日结束四川内战,任命杨森为二十军军长,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1928年9月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很久,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杨森不服,1929年1 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1931年4 月27日在成都举行省政府成立典礼。哪晓得刘文辉在省主席宝座上屁股都没坐热,1932年,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 、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 、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 。1932年10月,“二刘战争”开演……
      1933年,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结束。刘湘成了四川最大的军阀,拥兵一百余团,既是国民党的二十一军军长,又是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1933年9月刘文辉带着仅存的12个团从成都退到雅安。仍担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职务。1935年,国民政府为了平息四川内战,让刘文辉别再打回去祸害家乡,计划在西康建省,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
      四川内战一直打的如火如荼,这到让红军在川陕根据地坐大,1932年12月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一万余人由鄂豫皖区逃进川北,范围很快扩大到二十三个县,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也扩大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不过川陕边区属于当年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由于受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人民一贫如洗(到现在也和当年差不了多少,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很多地区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可以想见那里的农民文化素质之低。所以也是块没有油水地盘,四川军阀都不感兴趣,如果占据了可能还要倒贴钱搞建设,这到便宜了红军。当年红军闹革命的地方,越贫苦越发动的起来,农民没文化更好,教育起来也方便,没地主不要紧,别的地方有百亩田产才算地主,这里有十亩就算,有个磨坊就算雇工资本家,家里有驴有马的都算富农,所以川陕根据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一点也不逊色,红军因此搞来不少浮财,通过地下交通线,从军阀手中高价购买大批枪支弹药,药品,通讯器材,甚至还有皮衣(和现在非洲的血钻贸易也差不多)。但红军一旦想发展出根据地,就会遭到川军的拼死围攻,所以红军也就在根据地里活跃活跃,偶尔冲出去发一票就赶紧撤。很快,土豪劣绅都打木有了,根据地人力物力也将被耗尽,这让四方面军有点苦恼,所以换一块根据地搞搞开发,形成了共识,刚好中央红军来勾引四方面军去贵州一起建设新天地,于是全军呼啦一下,涌过嘉陵江就全去了。
      红四方面军强渡了嘉陵江,一路向西朝着贵州方向日夜赶路,要去和中央红军搞会师,好一起共创美好明天。这张国焘坐的是特制的宽大滑杆,由四个轿夫抬着,一路晃晃悠悠,十分舒坦,看上去,老张在滑杆上翘着二郎腿,眯着眼,就像一只和气猫(嘿嘿)。离开川陕根据地没多久,接到一封加密电报,这不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是红四方面军派人送去的,这些人也就留在了中央红军,没多久就搞清了中央红军根本没多少部队,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呈下降趋势,于是偷偷给张国焘发来了电报,提醒四方面军注意“过来有风险,千万要谨慎,中央红军自身难保,兵力绝对不会超过两万,所以已无力在贵州,云南发展根据地”。
      张国焘琢磨这次算是被中央涮了,还号称二十万!娘的。。赶紧召集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开会,一帮将领也都气坏了,这川陕根据地都放弃了,再退回去也不可能了,红四方面军出发前,狠狠的搞了一下红色恐怖,房子都烧了几十里,把那些遗留问题也都解决了(根据地里,走前,把所有地主几乎全部杀掉,有些当年红军一来,就献出了田产财物,心想这下自己也成无产阶级干人谠了,但最后命还是没保住)。
      张国焘一跺脚:“既然这样,中央已无多少人枪,那么现在中国革命的重担就要我们四方面军来挑了,我们就在西南成立一个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来领导全中国的革命斗争”全场一片欢呼,掌声雷动。
     于是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攻占四川茂县后,张国寿在茂县城内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并自封主席。不过会师还是要会的,张的想法是,会了师就让谠中央加入他的西北联邦政府,反正现在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不想加入也可以,就中央红军点人马,能独自对付国军吗?还不得乖乖就范,推举我张国焘为谠的总负责。老张主意打定,再次挥军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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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花絮:真实的刘文彩(上)





      刘文辉和刘湘,一个是起义将领,一个是抗日名将。但这俩位都没有另一位亲戚出名,这位就是建国后被万众唾骂,千夫所指的大地主刘文彩。49年后,为了教育“新中国”的老百姓,告诉他们在万恶的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变成了鬼,鬼变成了魔。。先后树立起来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这三位都是虚拟人物,谠迫切需要找一位能用来教育人民的真实的恶霸大地主,很快刘文彩就被选中了,他属于中了头奖,很快扬名天下,不过他已死了很多年了,但死了也逃脱不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审判,1958年被坟头铲平 抛尸荒野,同年他的刘文彩庄园对外开放,陈元帅亲笔题写馆名。
      1950年,刘文彩庄园由街坊军接管;1951年2月,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文彩中学,将校名改为大邑县中学,后改名为安仁中学;1954年元月大邑县制作“农业合作化”展览,发起对刘文彩的批判;1958年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集中展现其“
      累累罪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刘文彩重金办学、尊师重教的行为无疑也是罪行一桩,他为学校购置的11421册图书被付之一炬,其中绝大多数为线装书。
      其故居公馆被改建为地主庄园陈列馆,为了加强宣传和教育效果,当地政府决心彻底“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地委宣传部批示:“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在此方针指导下,馆方“创作”了“吊打农民”、“私刑杀人”、“背磨沉水”、“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还创作了一个著名的“水牢”:把刘文彩用于储藏鸦片的地下室注满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
      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
      宣传也是要紧跟形势的,于是搞笑的一幕出现了,“文革”初期刘文彩被说成是刘工贼的同党,枪毙刘文彩的解说词写了打倒刘工贼;林彪垮台之后,解说词的最后几句也就相应改为:“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1976年“四人帮”倒台,解说词又把刘文彩和“四人帮”并列批斗。

      那刘文彩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喝人奶这些根本和他沾不上边,他的不幸历史和他的弟弟刘文辉,有莫大的关系。假如没有小弟弟刘文辉,刘文彩也就像一般乡村小富农那样自生自灭,绝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涟漪。
      1920年,刘文辉自立门户,在叙府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他决心统一全川,为此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他想到了当年为他牺牲了读书机会,在家乡务农经商的五哥刘文彩,这不打虎亲兄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刘文彩身高一米八以上,这比一般一米六的四川人高出了很多。他连《三字经》都没学完,但经商到没亏蚀过本钱,做人也算小心谨慎,一脸和气。初出茅庐的刘文彩,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洋缎马褂,一到叙府,就立刻被它热闹繁华的景象迷住了。他不住地赞叹说:“好安逸的地方,早晓得该把烧酒房搬来开!”
      不过弟弟已经是一方霸主,还会让他开烧酒房?他这土里土气的话,让刘文辉大笑了一番,很快他就成了叙府最大的官商(现在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不过赚了钱都到国外买房买地去了,也就是为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做贡献去了。)
      刘文彩的经商天才很快就得到了发挥,有拿枪的弟弟罩着能不天才吗?从那以后,刘文彩尽心尽力的为刘文辉筹集钱财,也使刘氏家族从底层小农,跃升为四川乃至全国的名门旺族。在1922——1931年的九年间,他先后担任叙府税捐局局长、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
      在日后对其定性的罪名中,“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四位一体,但刘文彩从来没带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所谓中将司令只是刘文辉送给他五哥的一个虚名。刘文彩经商,第一大宗是盐巴;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第三大宗是棉纱;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刘文彩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300万元,控制市场“银根”,他还插足川江航运。据称“每年可获利50万元左右”。还有鸦片,这个最来钱,当年这个和现在的烟草专卖一样,刘文彩做的还是很有分寸的,他响应国民政府禁烟的号召,对过往的鸦片课以重税,用断绝商路来控制价格,于是带来了财源滚滚,但他并没犯法,所以民国川商会说他是“商业奇才”,也有点真实的成分。
      有了五哥的财力支持,刘文辉从一旅之众,一个县的防地。不出十年,竟发展到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员在十四万以上,防地达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属人口稠密、物产富庶之区,无虞兵源军需。从来少年气盛的刘文辉,这时更踌躇满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称:“我们要有远大目标,我们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统一四川,后要问鼎中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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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花絮:真实的刘文彩(上)






      这刘文辉人在四川,已经心怀天下了。他要参与中国的政治,显然他智商不够,唐生智反蒋,他赶紧打电报支持,中原大战,他又发电报支持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国民政府把这些军阀全打趴下,刘文辉就有点腿发抖了,国民政府开始力挺刘湘主政四川,前面还有个杨森,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国民政府全国通缉他,杨森收留了这位一级上将,待之如上宾。国民政府发电报让他把吴上将交出来,杨森回电:“俺做不到。。”,把国民政府气的够呛,不过全国舆论都说杨森够义气,是条汉子,国民政府这下没折了。
      刘文彩在帮着弟弟理财的机遇下,也为家族赚足了大笔的钱财。先要搞明白一件事,刘文彩是经商致富后,再回乡去购置了大片土地,修了豪华别墅,古语:富贵不归乡里,如锦衣夜行,谁知之尔(当年这叫公馆,他的公馆也是为整个家族修的,包括几兄弟住的房子,穷的富的全有,在刘文彩的兄弟们中,大哥刘文渊读书做官,老二是农民,老三是裁逢,老四是商人,老六刘文辉是军人,而刘文彩也是以经商为业。)
      这刘文彩的钱并不是靠做地主残酷剥削来的,而是他有了钱之后才买了大批田产做了地主,他没祸害过家乡,反而修桥铺路,兴修水利,扶危济贫,你说他被树立为恶霸大地主,成了反面典型人物有多冤,还把他修建的豪华别墅搞成了收租院。如果现在还那样搞,那全国不知能找到多少收租院。1949年3月18日的《大公报》刊登四川省富户名单共85人,刘文彩居第33位,当年四川比他富的地主肯定有!为啥树他为典型?就是因为刘家出了很多反动军阀,,不但是刘文辉刘文彩这家,而是整个刘氏家族,很多刘氏将领抗日有功,这为以后的镇压提供了借口
      刘家早年贫穷,刘文彩幼年失学,在精神上怀有强烈自卑,从小羡慕能读书、有学问的人,成年发迹之后一有机会就结交文化名流,极尽礼数。于是在抗战期间刘文彩几乎倾尽家财,在安仁兴建了文彩中学,占地1000多亩,耗资2.5亿,相当于40年代的200多万美元。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出重金从各地聘请名师任教,他每年拿出2000亩田的收入,供学校支出。他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该校首期招生 300余人,学费全免。以后每期学费也不过6斗米,远低于当时公学。”
      刘文辉在西康提倡:“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其主政西康时代那句著名的话:“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文辉起义后成了“新中国”的功臣,但处境尴尬。很快地主庄园闻名全国,北京的记者来采访刘文辉,刘说:“我莫得多余的话跟你们两个说,嗯,刘文彩这个人,你们登的那些事情好多不是事实。”
      刘文彩是个亦商亦农的人物,但他主要是以经商为生,他在成都有公馆,也就偶尔回到乡下庄园住几天,管理下他靠经商致富而置下的大片田产,首先他是一个大富商,然后他才是一个地主,他是地主当然毫无疑问,但他不是恶霸地主。49年后,很快地主,资本家都被集体消灭了!革命政府成了唯一的地主,成了唯一的资本家,是所有事业的唯一开办者。为了对人民进行洗脑,正反两方面的典型都要树,刘文彩和雷锋,焦裕禄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被树立了起来,用来教育广大的革命群众,激发他们对“旧社会”无限地恨,和对毛太阳“新社会”无限地爱与忠,天使和恶魔被谠的文学家有目的创造了出来,这些人物的真实面目也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
      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拥有了大地上的一切,土地,工厂,矿山,森林。。甚至人民本身。政府不但规定了所有人行为方式,也控制了思想。谠认为,人民就应该忠心耿耿,老实听话,而且要知足。人民就是一架革命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毛曾经有一段时间,突发奇想,认为可以废除姓名,这是五千年的封建残余,把人民编成号,管理起来也方便。
      革命破坏了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他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后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充满了消极和惰性,人民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在这样的体制下,勤劳并不能致富,发明创造如果没有科学文化作为基础,几乎已经不可能。一个号称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拱产主义”乌托邦,给人民带来了的只是无尽的苦难,血泪。
      这场暴力革命只带来了一个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伟大领袖,他统治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民绝对的无情。
      会理会议以毛的大获全胜,扬眉吐气而告终。但毛对于政治对手的斗争绝不会到此为止,他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往往会对政敌进行一连串不间断的政治打击,使他的政治对手痛不欲生,胆战心惊,从此再不敢跳出来挑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权威性,毛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不断跃升,他首先看清了一点,谠内斗争的实质就是成王败寇,没有第三条路。(是参加《王的盛宴》或进入《1942》)
      会议结束,毛指使邓发收集了一,三军团一批下级军官的黑材料,主要是一些对于进云南绕远路累死人有怨言的营连排级干部,毛拿着这批材料给洛甫,周,王看了,然后指明事态的严重性:“这批一,三军团的基层干部带了个很坏的头,他们对中央抱有严重的怀疑思想,有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倾向,在野战军中散步失败主义,投降主义。。。问题已经发展到不解决就可能危及到红军整体安危的地步”。毛建议杀一儆百,毛举例:“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王反对:“一下处理这么多,会动摇军心的”,毛脸色有点难看:“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处理掉反而有利于红军整体”,洛甫问周,周:“现在也没有时间进行停留教育,也只好这么办了”。
      洛甫划掉了所有营级军官,剩二十多名连排级,交给邓:“执行吧!”毛把彭和林召来,黑着脸把名单念给他俩听,最后问了一句:“你俩如果反对,还可以商量,咱们再开大会”。彭林两位自然知道是冲着自己来了,还能说什么。。
      猫有九条命,而革命家也有两条命。一条和大家一样,还有一条是政治生命。如果革命家失去了政治生命,那可能比枪毙了他还要难过,政治生命是什么?政治生命包含了你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力,政治前途,政治待遇,老婆死了不要紧,可以再娶,如果你失去了政治生命(被开除谠籍撤销职务之类的),那就意味着从云端跌落凡间,从一位地位显赫,人人敬仰的大人物瞬间被贬为草民匹夫,可怕的是其后接踵而来的残酷斗争。红军人人平等,官兵待遇一样?
      那来瞧瞧红四方面军,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配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军级干部在师级干部待遇的基础上,再多加一匹牲口,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文书。中央红军前文说过,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吃,穿,住,行都是按级别供给的,一级一级等级森严。而战士,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吃2两青稞炒面(16两1斤),每天早晨各连队要过秤清查,吃多了要处罚。有两位红军战士吃了8两,于是居然被枪毙了,方面军召开大会教育大家:“:这么吃过得了草地吗?过不了草地,就是帮助敌人,帮助敌人就是帮助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就是反革命!帮助蒋介石的反革命该不该杀?”。
      毛传达的是中央的命令,彭和林如何敢对抗中央,对抗中央的唯一下场,就是被解除职务,甚至开除谠籍(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林满脸沮丧,彭一张苦瓜脸,毛大耍了一把淫威,看着这俩,心里真是无比得惬意,不是洛甫,周,王在场,真想喊一句:“跪下!”
      红军中因为感觉政治生命完结,自杀的都有。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余天云,这位是红四方面军猛将,早年曾给张国焘担任过警卫排长,因军功逐级提升。在任30军军长时,常常亲自带队冲杀在最前面。他作战勇猛,但瞧不起政工干部,在他任营长、团长时,他的部队没有政委。任军长时,红军攻打一个山头,部队攻不上去,大家都很着急,余天云则一改过去性格,慢悠悠地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上政治课,这个山头不就拿下来了!” 。
      余天云做了军长之后,也没改了他鲁莽暴躁的脾气,谁的话都听不进,只听张国焘一人的,手下干部被其无故殴打过的不计其数,有一次在殴打了军政治部主任后,政委赶紧去告御状,张国焘发怒了,要挫挫他的鲁莽气,免了他的军职,让他到红军大学上学去。余军长接到调令怒了:“我余天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学习?学球啊!我知道有些人在使坏,文化顶屁用,打仗还得靠枪杆子,靠拼命。”余天云将桌子上的茶具打翻在地。
      很不幸,他在红军大学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对刘教育长冷嘲热讽,刘就是没跟中央北上的红军刘总参谋长,刘这么大个文化干部,于是和这位文盲军长搞起了斗争,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余继续和刘捣乱,严重扰乱了红军大学的课堂纪律。刘拿这个大老粗一点办法也木有,只好宣布,自己无法正常上课了。张国焘为了安抚下刘总,把余关了禁闭,刘还不服,于是被捆了起来,抬着行军。
      由刘文章引起的全方面军范围内对余天云现象的反思,现在又被绑起来了,让余天云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他认为自己作为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张国焘以后也不会用自己了,活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在1936年4月部队行至大金川时,有一个铁索桥,战士们抬他走到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赌气跳到河里,被江水淹死了。是年,余天云仅30岁。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元帅说:“刘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老彭也是粗人,有点物伤其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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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红军窜进了自己的防区,国军指挥部严令二十四军配合中央军围剿红军,这让刘文辉很纠结。二十四军三个师和川康边防军两个师的编制 ,实际兵力还是不到两万人。 这点人马,既是刘氏立足川康的本钱也是他本人政治军事地位的保障,刘文辉可舍不得用来和红军死拼,刘元瑭在会理一战成名,受到国军剿匪指挥部的通令嘉奖,刘文辉乘机向国民政府多要了一大批饷粮和械弹用来扩充部队,这一战也让刘文辉看出红军的虚弱来了,只要不主动进攻红军,把部队集中起来搞防守,红军后有大批追兵,攻不下只能走,刘电告各部队“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固守各重要据点(西昌、康定 、雅安),等待中央军来援。不过薛岳的部队,因刘湘告急,被调了一部分去对付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的兵力并不多。
      会理城没攻下来,中央红军损兵折将不得不吃了几天野菜,国军又从云南追了过来,这支疲惫之师不得不冒雨朝西昌方向急进。防守西昌的是刘文辉另一个侄子刘元璋,对于西昌的防守,刘元璋事先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上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瑭防守会理小城的成功经验,已经传播到了兄弟单位,烧房子是一大关键。)
      刘元璋想出个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的主意。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须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士绅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请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起来了,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西街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红军进军西昌的路上,毛又开始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和洛甫建议,后面追兵既然没紧跟上来,那咱们再玩票大的!打西昌。。。洛甫有点下不了决心:“会理都打不下来,西昌只怕。。”毛给他打气壮胆:“会理是野战军中有些同志有右倾思想,现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是到了检验一下干部战士对革命前途信心的时候了,不打就失掉了锐气,以后那些城就更不用打了”,洛甫被毛一激,也不开会了就宣布:“那就打,这次让一,三军团一起上”。
      到了西昌郊外,正好碰上刘元璋在放火烧城外的房子,红军抓了几个乡民询问了一下,城里不但有刘元璋的三千人,还有彝兵一千余人搞协防,这彝兵头目姓邓,这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了地方团总,并被刘文辉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正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
      刘参谋长跑来发火:“不能打西昌,这城攻不下,城上有大炮,不想全军覆没赶紧绕过去!”,毛和洛甫也用望远镜看到城墙上架了大炮,毛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大炮有个鸟用,打仗要靠必胜的勇气,怕死还打什么仗呀。。”
      5月19日,中央纵队到了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一个叫铁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的计划,另派刘参谋长组织先遣队,为红军探路。
      这时,红九军团也渡过金沙江归队来了,罗炳辉见到洛甫就拍了桌子,大骂中央居然会不顾红九军团死活,自己跑路了。。于是又接着开会,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向红九军团干部作报告。先严重表彰红九军团胜利完成了军委交给的“别动支队”的任务,在红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然后毛开骂罗炳辉:“你敢对中央骂娘,你几个脑袋啊!我们请你来了吗,你既然对中央这么大意见,你还屁颠屁颠的跑来干球,带着你的部队,滚你的。。红军少了你这点部队,难道就成了小媳妇,就迈不动步子了”。
      罗黑着脸也不吭声了,这位也是个粗人,但打仗勇猛顽强,在井冈山,张辉瓒所部主力就是被他击溃的。老毛和他老相识,对付这种粗人,毛还是有一套的。
      红军二渡乌江的时候,朱和周确实有断尾求生的念头,就是让国军把红九军团当成中央红军去围剿,让大部队能够脱险,为此烧毁浮桥,关闭电台。想不到这红九军团居然脱险,而且部队从两千多人扩红成三千余人,真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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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刘总参谋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出发,为全军北上开路。刘知道又被毛摆了一道,愤愤不平的开骂:“娘的。老子成了带路谠”。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刘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路上的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刘说: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
      那既然刘说能过,毛建议中央:“让他去试试,三天之后他不回来,那咱们就走大路”,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二日早晨开始进入彝民区。一路上只见山峰入云,道路崎岖,山谷中林木葱茏,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着腐烂的叶子,厚达数寸。山涧之上往往只有一根独木桥,走起来十分不易。这儿天气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霏,使人有一种瘴疠弥漫的感觉。境内有“孔明寨”,相传三国时候西蜀诸葛亮“七秦孟获”的战场就在这里。“孔明寨”便是蜀军兵营的故址。
      红军发现,独木桥已被彝人破坏,赶紧把工兵连调上来,一路前进一路铺桥,很快意外发生了,先遣队遭到了彝族部族偷袭。正在为大部队架桥的一连工兵,由于人数较少,被几百彝人剥了衣服,抢光了枪械和器材,个别战士光荣牺牲。
      工兵连都光着屁股逃了回来,后续部队赶快命令大家凑衣服,凑的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那里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时,有个历史上载入史册的英雄人物及时出现了,据红书上记载,此人一箭能射开山崖,赤手空拳能打死老虎。。



      红军在泸沽县城,把被刘文辉行政拘留,要送去劳动教养的十几位彝族同胞给解救了出来,让他们带路走在前面,奇迹出现了,这些人为红军带来了一位彝族头人小叶丹,小叶丹首先同红军前锋萧队长席地而坐,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是想借道通过,小叶丹表示愿意交朋友,但要和红军大首领结盟。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鸡”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鸡”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
      前方传来的这个消息,让同志们都喜出望外。刘总参谋长即毫不踌躇地上了马,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同胞,为了红军主力的顺利通过,他准备去担任这拜盟的主角,牺牲一下自己。
      也没什么凶险,刘与小叶丹“对天盟誓,饮鸡血酒”然后结成异性兄弟,当晚,刘伯承在大桥镇一个保长宅院里宴请小叶丹,赠送其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并委任小叶丹为支队长,其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以团结就是力量,自己人何必要打自己人呢!也就是搪塞下了事,彝族人简直嗜酒如命。喝酒一碗接着一碗,先遣队把驻地周围所有的酒全部买来,这些朋友喝得一点事木有,红军陪酒的全趴下了,吐得翻江倒海。这时要是刘军来偷袭,肯定一网打尽,全部活捉。
      第二天,刘把一支左轮手枪送给了小叶丹佩带,还有十几支步枪,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果基支队”红旗。按照彝族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总参谋长。
      听说红军和小叶丹结盟,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紧张坏了,也赶紧送来了礼物,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少女。因为言语不通,红军以为她是来要饭的,给她饱餐了一顿,又为她披了条麻袋,就让她回去了,这麻袋让罗洪家族研究了半天,以为是红军的什么圣物。
      刘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中央,毛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刘元帅还为小叶丹留下一位受伤的政委,这位政委在红军大学系统学习过马列著作,也懂游击战。中央希望他能将小叶丹改造成“红毛丹”,带领广大无产阶级彝族同胞,起来翻身闹革命,把这片国民谠反动派都不敢轻易进出的少数民族地区赤化成红区。
      也许想想简单,红军一走,小叶丹又忙着械斗去了,最后死在了对头的刀下,而政委被彝族“九彝王”邓指挥使派兵抓去,当成了礼物献给了国民谠成都支部,以后下落不明。
      红军二渡乌江后,让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不过这支部队因士气低落,装备极差,过了乌江后,子弹又几乎耗尽。在贵州龙里,和国军孙渡部一接触就垮了下来,自顾自夺路狂奔,几乎超越林彪的一军团,后卫成了前锋(和中国足球队有的一拼),受到中革军委的严厉批评。红九军团在西昌重新归队,中央立马让这支部队再次充当后卫,罗炳辉因对中央不满,被毛拍桌子砸板凳斗争了一通,粗人碰上了野人王,只好举手投降。在被毛强行纠正了脑子里的错误思想后,洛赶紧代表九军团向红军总部送缴战利品,其中有八十匹战马,三万块银元和九千两烟土。当年一切缴获都归公(太平天国有个圣库制度,太平军所有缴获都要上缴圣库,红军和太平军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银元这个东西很重,于是九军团让每个战士除了粮袋,子弹袋外,再加了个银元袋,所以九军团部队行起军来一路叮叮当当,非常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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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中央红军在过彝人区的时候,张国焘接到谠中央的十万火急电报,让他率军迅速向中央野战军靠拢,要不怕艰难险阻,越快越好。老张估计中央一定是被国军追的有点危急了,四方面军赶紧组织先遣队,于是在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独臂将军何畏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一路和中央红军用电台联络,确定会师地点。很快何畏西进到懋功地区,扫清了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了一个安全通道。(这何畏大大地功臣啊,可惜他是张国焘的坚决拥护者,以后在延安批张运动中跑路开溜了,从此红书上再不见其名,迎接中央红军的成了另一位人物李先捻。)
      红军总参谋长独眼刘帅和政委聂帅带队通过彝人区之后,前面就是安顺场渡口,这时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赶在薛岳大军追上来之前,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四川境内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腾在横断山中,流至石棉县,突然掉头向东,形成一个90度的大转弯。大渡河咆哮而过,与山壁搅动,形成阵阵漩流。安顺场便位于大渡河大拐弯以西20公里处,到了安顺场乡,水面变宽,水流变缓,可以渡船过河。
      刘到达大渡河一瞧,看出来了,这河必金沙江更牛,在这搭浮桥比搭金字塔还难,那就剩找船一条路了。红军先遣队占领安顺场的时候,找到一条船,可以装十几名战士和六个划船的人。过了河,没发现敌人,到发现了另外两条船,于是三条船开始来回往返,运送红军大部队过江。
      三条小船原本是用来运输来往的商客和两岸的乡民,并不是货船。加之河面水流湍急,宽度又大,渡一整天,过去一个营。当初在水流不太急的金沙江,全部队伍渡河也用了七条大船和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刘参谋长算了算,红军用三条小船过大渡河的时间差不多要用一个月,足够国军追过来把红军全部包围,再修一圈碉堡,可能时间也够了。
      刘急得浑身冒烟,通信员送来一份《红星报》,上面这样写到,“要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迅速强渡大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实现“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刘大骂:见鬼,还他娘的要创造新苏区?这鸟河都快过不去了。。扔了报纸,派人去找来几个乡民询问,问问还有没有其他渡口,很快就问出了喜讯,另外一处可以渡过大渡河的地点在北方120公里的泸定,那里有一条铁索桥,建于1705年,当初是用以沟通成都到西藏的贸易通道。刘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谠中央,中央赶紧命令林彪的一军团,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泸定桥。
      一军团火速出发,谠中央没多久也赶到了安顺场,这时侦察部队跑来汇报,据抓获的国军士兵说薛岳带三个师已过西昌,离安顺场只有三天路程,还有杨森的三个旅已过峨边,正在向富林开进,这时的情况有点危急,谠中央全体在安顺场望河兴叹,毛也没了诗情雅意,一个劲的猛抽烟。
      这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渡口山脚下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通讯员见石碑上刻有密密麻麻的碑文,就报告给了中央首长,一大群以后的红朝元老(啥元帅,大将,部长,总理,主席),反正也闲着木事,就都拥过去看古碑。看完后全脸色凝重,一言不发。。。。这是大清在此剿灭了石达开的长毛军后立的记功碑,大家看完,想哭的心都有了,有的还想痛骂老刘,啥地方不好去啊?把红军带这条鬼路上来了。
      洛甫想安慰安慰大家,但不知该说什么话。毛替他说了:“同志们,七十二年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今天红军也走了上这条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我们决不会跟石达开的命运一样,因为我们有洛甫的领导,有坚强的革命队伍,我们比石达开有谋略,有革命远大理想,红军一定能够渡过这个关口,信不信由你们,反正我是信了”
      洛甫也附和毛:“革命必将胜利,大家都象老毛这样乐观,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口,愁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吃饭去。。”大家赶紧离开这块吓人的碑,毛下令将这块反革命的碑推倒砸烂,红军战士把碑放倒,也没砸烂,直接扔进了汹涌的大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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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到达安顺场前,红军靠着刘总参谋长高超的忽悠术,顺利通过了彝人区。有一位西南边陲的英雄人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番,此人就是“九蛮王”邓秀廷。
      彝族自古就定居在云贵川以及广西一带的的深山密林,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处。彝人以刀耕火种,狩猎捕鱼为生,有时闲着木事或遇到灾年,就出来到汉人的地盘攻城略地,烧杀掳掠一番,也就是搞点金银,抢点奴隶。所以明清一代,隔上几十年,朝廷就要派出大军来征剿扫荡这些未开化的“蛮夷”,往往是“兵来彝服,兵去彝叛”。
      1869年贵州提督周达武在进兵彝区后,于越嶲县晒经关刻石立碑,碑文说:治夷(彝)之道,有三难焉……建南之中,群山所部,峻途绝险,足茧艰步,难一;倮夷(彝)野处,蹊径熟悉,猱猿善登,如履平地,常以羊皮裹数日行粮,力强轻战,难二;夷(彝)地辽阔,群蛮散处,不能聚歼,败则兔脱,胜则蜂屯,善于攻之整,袭人之疲,乘人之危,常以数十人敌千数百人之众,难三。
      交通不便,粮草难筹,大军进去时大旗招展,衣甲鲜明,归来却是鹄首垢面,衣衫褴褛。彝谚曰:“你有千军万马,我有高山老林;你有大枪大炮,我有大山大坳。”,进了民国,彝族普遍装备了火枪,猎枪,这汉人就更不敢进彝区了。有首歌可能就是为彝族同胞写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朝廷剿不胜剿,牙痛的很,于是想出了个以夷制夷之术,选拔些在彝族同胞中有些影响力的头人,土司,只要同意归顺朝廷,中央政府就封他个官干干,让其治理一片彝区,彝族内部有事就让这些人去处理,朝廷等于是把彝族放养了,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只要不来攻打朝廷的地方政府,不和外国勾结,就万事大吉,太平盛世了。
      转眼进了民国,云贵川一带因为长期被地方军阀把持,民主法治的春风并没吹进彝族聚集地,云南还强点,龙云本人就是位彝族地方行政长官,加上云南省有钱。为了让本族同胞走向文明开化,龙云还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在彝族村寨里强制推行“新生活运动”,命令所有彝族人要穿上衣服做文明人,要讲卫生,刷牙洗澡。派出学生队,进彝族区教小朋友识三字经,百家姓。
      而川贵一帮军阀相互争权夺利,内战打了好多年,汉人都顾不上,谁会去关心少数民族,要闹事就派兵痛剿,大军所到,十室九空,铁蹄所过,寸草不留,所以民族矛盾很深,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彝人区汉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敢去的,除非武松这样的人物,吃了五斤牛肉,喝了二十碗烈酒,挥挥手也就去了。
      民国初年,西昌安宁河一带经常出现彝匪烧杀掳掠和绑架人口,匪众少者数十人为一股,多者竟至数千人为一股。沿山村寨,常见烽烟蔓天,即西昌城内居民也一夜数惊,大道时而不通。 于是乱世出英雄,据称,邓秀廷身材颀长,遇事机谨,喜怒不形于色。八、九岁时在冕宁杨秀村凌姓姑父家看鸭,稍长回到家中砍柴度日,但卖柴所得多用于结交朋友;十七、八岁时改做生意,不计较点滴得失。朋友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活;十九岁时迁甘相营居住;21岁当甘相营总团后,途中如逢村过店,下马步行,遇乡亲父老招呼问好,常为彝汉排解纠纷,成为甘相营首屈一指人物。
      大道梗阻不通。邓以总团身份插手管理,带领团丁,护送行人过山,收取保哨费。数年之间、名声大噪,身边常有百十个人,几十条枪,成为地方首屈一指的人物。西昌乡宦康陶然作诗称颂他“蔚然边郡一英雄。”
      邓来往护送汉人商队,引起了几股彝匪的强烈不满,一次半路伏击他的队伍,邓秀廷只以身免,于是他常带数百精干队伍,以牙还牙,也搞埋伏,截击打劫归来的彝匪,双方互有胜负。1926年,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清乡司令官羊仁安移驻西昌,委邓秀廷为第二团团长兼宁属(包括今四川凉山、攀枝花地区)彝务指挥。邓如虎添翼,向附近彝区匪巢大举进攻,焚毁彝寨上百,杀剽悍黑彝近千,释放被掳掠的汉人奴隶数百,名声大噪。年底,又率队向西昌大石板深山尔欧子莫家彝人住地进攻,彝民人多势众,形成包围,邓连夜撤兵,失败而回。
      不行就再来,邓秀廷要在凉山彝区编联保甲、住在大黄山一带的罗洪家族,倚仗人多势众,经常抢劫肇事,汉人纷纷控告。1927年秋,邓带领彝汉官兵出击,罗洪家族战败投诚,黑彝被驱逐到雅砻江西岸住牧。黑彝被赶走后部族土地由参战头目瓜分,娃子随土地归属,编为保甲。保甲长多系中的头面人物或能办事者,是为彝区编联保甲之始。这种形式逐渐发展,后来统称“四十八甲”,共管辖彝民三万多户。在境内,邓规定不准抢劫、不准绑架人口、不准打冤家、服从征调等,社会比较安定,为彝汉人民称道。邓把“四十八甲”彝民视为机动兵源,指派应征,自带干粮和枪支,配给几发子弹,不给粮饷供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常津津乐道,自称养兵三万不费国家公帑一文。 
      1928年夏,邓再次率领彝汉官兵从冕宁出击,将矛头指向北路彝区,彝民弃寨逃避,邓兵宰牛杀羊,烧房毁屋。北路战争结束,又分兵向冕宁西路进兵。邓采取声东击西、分进合击、明打湾坝、暗攻窝堡的办法,彝族头人措手不及,一战即溃,除认交投诚费白银若干外,还派主要黑彝头人“轮班坐质”。
      啥叫“轮班坐质”?就是让那些不安分守法的彝族(黑彝)部族中的头人,族长到县城里来做人质。只要是这些头人,族长的地盘上出现了杀人越货,残害良民的恶性案件,邓就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下定命案必破的决心,让这些头人,族长把犯罪嫌疑人,速度交出来法办,不然就让这些头人,族长顶罪,该枪毙就枪毙,改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他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在他的保甲模范区,犯罪率直线下降,彝汉两族相敬如宾。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我有一个梦,一个白人家的孩子和一个黑人家的孩子,能手拉手坐在台阶上数星星”。不过他的梦没实现,还被暗杀了(现在实现了,还让一个黑人穷小子做了美国总统)。邓秀廷没生在美国,他也没说过:“俺梦想有一天,一个彝族孩子和一个汉人家的孩子,能手拉手坐在台阶上数星星”,他却在自己的保甲区实现了这个梦想,让汉族人可以去彝族人那里去做买卖,打猎钓鱼,还教他们赌钱种鸦片。。。
      四川少数民族众多,1932年藏民发威,发生了甘孜大白事件。甘孜大白事件起缘1930年春,大金喇嘛寺与白利村雅拉寺为争夺寺产引起纠纷,发展到武装械斗。西藏地方政府援助大金,打击白利,扩大战火,妄图一举吞并川西藏区。国民政府驻军出面干涉,藏军乘势发起进攻,连占甘孜附近数县,战火步步升级。南京政府派员调解无效,授权给川康边防军总指挥、24军军长刘文辉负责处理。刘为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决定反攻,收复失地,刘文辉令邓率部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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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932年春,邓亲率12个正规连,自带干粮,从越西出发,翻山越岭,在无人烟地区晓行夜宿,步行半个多月,于农历三月到达康定。刘文辉委任为11旅副旅长兼48团团长。部队在康定休整一个月,又步行13天,于端午节前后到达甘孜。 原计划于7月8日拂晓进攻,邓以前只以为贼眉鼠眼之辈的才会搞偷袭,没想到浓眉大眼的藏人也会搞,藏军先发制人,于7月1日向邓部发起攻击,邓部伤亡颇大。邓从当天战斗中看出,藏军全系英式装备,武器精良,占据地形有利。立刻重新组织火力,调整部署,于7月3日拂晓,亲自带队,向藏军发起猛攻,并出奇兵侧击于后,藏军不敌夺马奔逃,邓部乘胜追击推进至德格。这一仗给藏军以重创,气焰大减,西藏地方政府气馁,始接受谈判。邓打出了威武,打出了雄壮,光荣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后,回驻康定,康定满城张灯结彩,欢迎这支凯旋之师。
      这仗打完,金沙江东岸无藏军踪影,石渠、邓柯、理化、巴安等19个县全归24军刘文辉管辖,川西藏区再无战斗。刘文辉在主政西康以后曾讲到当时西昌地区的情况是“一般人最感焦虑的就是历代夷患使治安无办法。治安无办法,生命财产就没有保障,于是学者不肯到宁属来讲学,技术家不肯到宁属来工作,企业家不肯到宁属来投资。”
      有了邓秀廷这位果敢智勇的彝务指挥官鼎力相助,刘文辉大喜过望,对其连连提拔。1936年,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委邓为宁属清乡司令,1937年,四川省政府改委公为西冕越昭宁抚彝司令,抗战爆发,1938年,国民党政府授权刘文辉筹建西康省。刘将邓部纳入24军编制,设靖边司令部,委邓为中将司令官,并在9月15日的富林会议上宣布:“此后夷患,全权责成邓司令剿办,不使稍感掣肘。”
      红书上这样写,西昌至宁南道上,经常有少数汉彝歹徒结伙抢劫,恰遇邓的侄孙邓宇高武装贩运鸦片于白岩子处被劫,人被打死,烟被抢去。邓隧报24军西昌行营批准,进兵报复。邓本意直捣松林坪,行至拖木沟时,彝族参谋尔欧远假百般怂恿,献计献策称:“如果不先把附近这几支彝人收拾下来,学民国十六年那样,我们就没有退路;同时,粮款也还未筹足,把这几支彝人打下来,也就差不多了。”邓出其不意地将附近尔欧子莫家几支彝人包围,烧杀抢掠,将来不及逃跑的彝人活捉,从中清出部分被掳汉民送还乡,其余由参战头目瓜分出卖。随后又从拖木沟出发,直打到今布拖县境,大小53支彝人全部战败,死伤数千。不过从此这条路上再未出现武装抢劫,大批抗日物资经此源源不断运往内地。
      另有西昌《建宁报》(1940年)九月三十报导:二十四军靖边司令邓文富氏,此次奉命进剿为害两会大道之逆夷蔡三老虎,自进兵以来,迄今三月有余.先后攻破蔡匪老巢,击杀附逆为恶之匪众,枪毙助纣为虐之羽翼,荡平不服政令之夷支,使残匪心惊胆慑……邓氏近以返建向上峰述职,并兼顾督修乐西公路……已于二十八日午后一时到建城,全市各界机关、法团、士绅、学校、部队,均整队前往外西郊迎……民众沿途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盛况空前……邓部凯旋时,沿途各地均送有德政旗十余面。
      真相如何,各位自己判别吧!大公报刊文表彰邓,意思是邓在当时维护抗战后方社会治安和交通运输方面“忠勇智诚,奠安宁属,功在民族,利在国家。”
      1944年7月19日邓病死于甘相营,时年56岁。宁属震动。邓氏弥留时,犹念念不忘目前抗战及宁属夷务,特遗嘱家属及部属,服从政府,效忠国家,开发边疆,奠定宁属永治基础。其部属极为感奋,均表示继承邓氏遗志,继续努力。”邓之葬礼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冬月十三举行。是日,甘相营全城举哀,披麻戴孝,旗幡蔽曰,抬棺游行半日乃葬。国民党元首蒋中正及党政军首脑张群、黄炎培、莫德惠、邓锡侯、刘文辉、张笃伦、李万华等均送有挽联或墓碑题词。
      49年后,邓被革命政府定性为反动军阀,屠杀少数民族的刽子手,于是被开棺毁尸,据说棺材里就放了一把手枪。事还没完,谠又把所有土司,头人定性为剥削阶级,大地主,镇压了一大批,解放初期在西昌枪决他的继承人、其侄子邓德亮时,邓德亮一身什扎彝装,头帕上高挽英雄髻,左耳戴黄蜡珠,脚下草鞋缀了红缨球,一副视死如归的派头,用彝语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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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1924年到1932年是刘文辉的鼎盛时期。当时他拥兵十几万,官居四川省政府主席,据有防区70多个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省,且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实际上也在他的控制范围内。然而与刘湘之间的一场叔侄大战,硬是将刘文辉逼到了偏远的西康.刘文辉虽然失败,但并未彻底垮台,他退出四川后,率余部进驻西康,仍担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职务。1935年,国民党计划在西康建省,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西康省建立,刘文辉就任第一任西康省政府主席。至此,刘文辉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西康33县53万平方公里的最高军、政统治者。

      在所谓天府之国,人丁旺盛的四川也仅仅把红四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鼎盛时期),根据地也被压缩在最穷地区---川北和川东北的广元,巴中,达县一带,这一带的地盘连各路川军也没什么兴趣去争;就算偶尔红四突破嘉陵江,涪江天险攻占南充,绵阳地区的部分区县,也守不住,很快就退回根据地,与川军隔江对峙。而组成防线的川军其实就是各路派系的川军拼凑组合的,虽然总指挥是刘湘,但毕竟是吃大锅饭,谁愿意真出力去和红四拼消耗?就这样隔江对峙吧。所以,四川传统富饶的川西坝子,川东,川南地区,红四方面军就根本无法染指,这个区域的川军鼎盛时期兵力高达3,40万人,光先后授予上将军衔的军阀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田颂尧,杨森,王陵基,王瓒绪,孙震,唐式遵,李家钰,王铭章等。

      在中央红军渡金沙江的时候,蒋就电令刘文辉在大渡河上修筑碉堡,加强工事,到万不得已时可以破坏泸定桥。而刘文辉有自己的打算,他不但没修碉堡,连泸定桥上的木板也只是象征性的撤掉了几块(也算破坏了) ,等红军先遣队快到达安顺场的时候,更是把河边所有守军全部开走,等于是为红军让了路,这刘文辉和国民政府不是一条心,反蒋通电都曾发了两次。以后主政西康期间,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中没派出一兵一枪,援助国军。这样的人物,毛当然是大大地喜欢,双方在抗战中表现,半斤八两,乌龟和老鳖的故事,所以街坊军一到,刘立马成了起义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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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红军至大渡河时,时已5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发,水流甚急。红军先遣队是5月24日到达安顺场,5月25日一早开始渡河,由于对岸没有敌军,渡河比较顺利,啥十八勇士强渡都是传说,大家当西游记看就行了。而据当地老百姓回忆:“我住在对岸,”78岁的于凤颖说,“我们跑出来看红军是怎么过河的。”红军不但没遭到敌军阻击还有一大帮围观的当地百姓。

      渡船太小又只有三艘,渡河速度太慢。5月25日下午一军团接到中央命令,去抢夺120公里外的泸定桥。红军比太平军运气要好太多了,安顺场又名“紫打地”(藏族语,意为适合种蔬菜的地方,即“安顺场”)。在紫打地西侧,有一条松林河,要从紫打地去泸定,必须先渡过松林河,在石达开的时代,松林河是宽阔湍急的大河,对岸有被清廷收买的彝族土司镇守,大渡河涨水时,它的支流松林河也在涨水,渡河的难度不小于大渡河,而在红军的时代,松林河已经改道,改道之后的松林河变成了一条小溪,徒步可过,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石达开面前的松林河曾经是天堑,红军面前的松林河却是通途。

      所以为什么太平军会没想到去抢夺泸定桥,而安顺场到泸定桥的直线距离是120公里,只有弯弯曲曲的一条山路想通,全程三百二十里,这里的所谓路,有时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有路,也只是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刀劈一样高入云端的峭崖陡壁,虽是5月深春,山腰以上却堆满了银光耀眼的积雪。这里的积雪终年不化,走在中间,寒气逼人。

      红军5月29日一早达到泸定桥,在没有川军骚扰的情况下,几乎走了近四天。中央纵队于5月29日下午到达这里,中央占领了一座天主教堂,晚上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磨西会议”,也就是都睡不着,等着听野战军攻下泸定桥的喜讯。

      如果夺不下泸定桥,那从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将和中央红军分成两个部分,中央红军只能顺着大渡河朝上游而去,所以分手时,洛甫指示刘,聂,如果中央没过河,你们自己去川西搞一个局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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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泸定桥所在的地区,是四川通往西康、西藏地区的交通要道,来往的商旅甚多。在未建桥之前,人们大都依靠竹索、藤索或附近的三个渡口渡过大渡河,但因为水流湍急,过河十分不易。为了加强与康藏地区的联系,清政府决定在河谷狭窄、地势低平、水流较缓的泸定城西建造悬索桥梁。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动工,次年竣工。因为是康熙帝御批建造的,因此它又叫做“皇桥”,而民间则称之为“铁索桥”。
      红军进攻前,泸定桥对岸已无刘文辉的守军,守桥的只是些泸定县城里的民团,六十多支步枪就是全部装备,没有重武器,连机枪都没一挺。而且红军惊奇的发现,桥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很少几块。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冲过去,但也深度怀疑敌人会不会在对岸埋了炸药,等红军部队走到桥上,对岸一引爆,于是全体悲剧,一起掉下河去。老办法上演,红军进攻部队只有二十二人,用枪顶着一批当地乡民开路,朝对岸前进。。民团都是本地人,怎么可能下的了手向乡民开枪,于是红军奇迹般的一个人也没损失就夺下了泸定桥,而且红军为了吓唬民团,打炮还引燃了泸定城里的民房。
      泸定桥如果不放桥板,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泸定桥历史上只有一次全脱光了出现的情况,那是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得到了当时红军士兵所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一身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缸子和一双筷子。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裏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凳大人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载:当时的川军拆了部分桥板,并未拆去全部桥板。拆去了多长呢?泸定桥全长103多米,在没有紧张军情的情况下,谁愿意拆毁这个泸定城东西唯一通道?
      30日凌晨4点,正在天主教堂里开会的中央,接到先遣团派人送来的捷报,“磨西会议”立马做出决议,红军不去康定,因兵源、粮食得不到补充。5月31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走铁索桥过河到达泸定县城。
      红军进了县城就又过年咧,毛指示后勤去搞些鸡鸭鱼肉来,后勤同志汇报城里可能买不到这些东西,这不刚经历了一场不小的火灾,开铺子的富人早跑光球了,毛大发了一通火:“你们城里找不到,难道不会去城外找,派几个人去打渔,挖菜总会吧!”于是一切总算是马马虎虎找来了,谠中央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还有鸡和肉。 。红军放馒了前进的速度。中央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中,还开了个泸定会议,然后又到化林坪休息了几天。
      红军主力走后,负责掩护的后卫部队红九军团,为了阻止薛岳的追兵利用这座桥,用炸药炸毁了泸定桥。刚炸完,中央又电令暂不炸,说怕二郎山过不去还要回走。九军团赶紧回电说桥已炸毁没有退路了,这下谠中央下定决心,全军只能勇往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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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这座连川军都舍不得破坏的泸定桥,被红军毫不犹豫就给炸了。于是经历了两百多年风霜雪雨的铁索桥,而且是康熙大帝御批的盛世工程,炸断后迅速沉入河底。。。川军是驻防部队,要炸了泸定桥肯定被本地乡谠骂个狗血喷头,祖宗八代。炸桥不但阻碍了川藏贸易,还影响本地经济发展,而红军是来打酱油的,并不会在此长久停留,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干,老百姓骂人不骂人,管我鸟事!


      6月2日,中革军委决定,作出了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具体内容是:以红一军团(欠第五团)及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归林彪、聂指挥,取道胡庄街、牛屎坡、石坪、小河场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林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 6月3日,中央红军各纵队陆续开拔。出了泸定县,就是二郎山。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

      古时成都通往二郎山的道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考证为“南丝绸之路”的初始段,从天全开始,凭借山脉屏障和沟谷走向,二郎山成为这条汉藏古道上的一个枢纽。“西行康巴,南抵南诏”,茶马互市时期的二郎山下,商旅云集,各地商家纷纷设立会馆、驿站,背夫万千,热闹非凡。一条天路从这里向高原延伸,背夫们在岭谷起伏的横断山脉迂回上下,把大批茶包运往藏地门户——打箭炉(今康定),又从这里分运藏区各地,直至南亚佛国印度。

      “二郎山,高万丈”。数百年来,不知多少人和牲口葬身在这条山路上,清朝末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倡议从成都至康定建骡车大道。辛亥革命后,主川的尹昌衡力主建筑川康马路,累议未果,直至1935年,重庆行营将川康路列为十大干线之一,限期修筑,1937年4月,这段公路由四川公路局草草完工。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经反复勘测,全线里程219公里(雅安经天全到康定),征调民工开挖路基土方工程,先后共征调民工13万余人,招雇石匠建设路基石方及桥涵等,常年8000余人,最多时多达2万余人。川康公路修筑历时2年半,历尽艰辛,耗资巨大始建成,这条公路作为抗战后方的一条临时补给公路,塌方泥石流时常发生,有时竟二,三月不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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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二郎山又高又陡,路很难走。中央纵队研究了半天行军路线,这么多大首长的安全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上了二郎山万一高山反应强烈,壮烈上几位或更多,那革命事业岂不又遭受到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于是走了条奇怪的线路,全军调头南下,再折回往北,他们爬上了二郎山附近一座低的多的甘竹山,这山上据说有大熊猫出没。大熊猫现多俗称熊猫,原称猫熊。民国时在四川数量众多,并不稀奇,但这动物只有中国独有,加之憨态可掬,洋人非常喜欢。于是1941年,宋美龄、宋蔼龄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民间机构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赠送两只大熊猫,以对其救济二战中的中国难民表示感谢。此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向英国皇家动物园赠送了一只大熊猫。

      49年后就成了政治熊猫,毛把赠送熊猫,当成了一种外交手段,也有点***上国赏赐外夷番邦的意思,苏联于1957年及1959年两次获赠大熊猫,朝鲜则在1965年到1980年中5次获赠大熊猫。尼克松访华,中国赶紧送了他两只,法国两只,日本两只。至1982年,先后有9个国家获赠24头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红军可能没碰上大熊猫,在民国熊猫不是保护动物,要被红军发现,搞上几只,填填肚子,皮又可以穿在身上取暖,何乐而不为。红军进入的甘竹山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被拱产国际通过宋庆铃介绍过来的斯诺到延安来是想写红军长征的故事,毛大感兴趣,认为这是一次对外宣传的好机会,也可以通过这次宣传,达到为红军对外筹款的重大目的,美元可是硬通货,和黄金一个概念。于是中央要求红军将领大家写故事,经过筛选汇编整理,这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二过乌江拖挂白军,一日飞夺泸定桥,等等神话也就出笼了,红军哪是在根据地失去后被迫转移,夺路狂奔进行长征,简直是在天马行空,高山流水史诗般的一次大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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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中央纵队走了条相对安全的小路,过了甘竹山,前面就是天全,芦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第一、第二纵队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冰部第五十三师已到冕宁,杨森部第二十军集中于雅安地区,原驻天全的1个旅已调往荥经,奉命加强芦山防御的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尚未到达。过了大渡河,红军肯定要过天全,芦山,杨森却在这关键时刻把部队调走了,他在玩神马东东?原因出在杨森和红军朱总司令俩是老相好,双方以前都是滇军中的川籍将领,滇军入川抢地盘,杨森起义反正,到川军中任师长。而朱一直在滇军中没动窝,到是撺掇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回师倒戈,打垮了唐继尧,朱而且带队猛追逃出昆明的唐老大,一直把唐撵进了越南。以后唐继尧反攻倒算,打回昆明,顾死朱逃,这下轮到唐在后面猛追老朱啦,朱一路狂奔,跨过金沙江逃进四川后,受到了杨森的热情款待,杨还打算把朱留在川军中任职,有此渊源,所以两军背着国民政府在底下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也就势所难免了,朱修书一封,派人送到杨军,告知红军只是路过,请求借道,杨森接报也就不来为难红军了。以后街坊军进军西南,朱又休书一封,让杨森起义响应,做个人民的“功臣”。这次杨到没上当,带着全家老小跟着国军去了台湾,改革开放后,杨的后人回四川投资,想搞个制药厂,起了个名叫杨森制药厂,四川省委坚决不同意,让他们另外起个名,杨家一气之下,干脆改到陕西投资,于是有了西安杨森。

      红九军团在炸毁了泸定桥之后,接到中央电令,让他们直接翻越二郎山,去配合红一军团夺取天全,庐山。后卫这下成了前锋,中央挺精明,既然桥都炸了,国军短时间内肯定无法渡河,红九军团也就用不着在后面负责阻击掩护了,让他们直接翻二郎山,路比中央纵队要少走一半,这条路节约时间,能让部队更快投入战斗,不过路要是好走,中央为啥不走?

      就是因为路不好走,中央才走甘竹山,当然首长们不是去观赏大熊猫的,如果首长们当年有这兴致,那估计离得不远的九寨沟也得去转转,为以后来旅游的红色儿郎留下点标语,石刻什么的。进入二郎山的九军团,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这不大雨一直下个不停,不断泥石流山体滑坡后,红军进了山几乎找不到传说中的古道,重金聘请的向导也逃了个精光,不过值得安慰的是红军还没给钱,很快森林里又起了迷雾,咫尺难辨,队伍摸索前进,不断有人掉下悬崖,滑入深沟,惨叫声,哀号声不绝于耳。

      夜晚降临,这下更不能走了,红军不得不就地宿营,有冷又饿之下,红军战士到森林里找来了许多野菜,野蘑菇,加上些红辣椒做成了热汤,喝上一大碗用来御寒,第二天早上,数百名战士再也没醒来,这森林里的野蘑菇有毒。

      红九军团来不及悲伤,下山路更惨,一个个连滚带爬。有些滚的迅猛的,直接滚断气,也有人撞上树干树杈,撞没了人形,撞断手脚也等于死亡,这时已经谁也顾不上谁了。军畜更是牺牲殆尽,有些背着负重直接滑进了的深沟高壑,也有把负责拉缰绳的马夫也给拖下山崖的,红军战士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下面挣扎,嘶叫,一点办法也没有,下了山的红军全成了泥水匠,衣服都一缕一缕的挂在身上,能自己直立行走的也几乎全都鼻青脸肿。

      三千多人的红九军团损失的人马一半都不止,而中央电令他们协助夺取的天全只有敌人一个营的守军,红一军团派出少量人员化装混进城,也就放了几枪,这个营就全体狂奔出城,撒丫子溜之大吉了。红九军团罗炳辉下了二郎山,眼含着热泪给中央发了封电报,告知部队损失严重,辎重物资丢失殆尽,差不多全军都是伤员,还打个鸟!于是中央派出红军总政委周去做宣慰大使,周专程到天全迎接全军都一瘸一拐而来的红九军团,赞扬红九军团行军力强,机动灵活,敢打敢拼,撤得开,收得拢,能独立完成任务,不愧是谠中央地“战略骑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以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也就是没让他牺牲,他以后才有机会换新天。毛在长征路上还有个奇怪的表现,就是房子不住爱住洞里,红军占领土城,中央首长全入住土豪劣绅的洋房,就他一个人找了个岩洞当公馆,以后一路只要有洞这位未来的伟大领袖就钻进去先霸占了,到了延安又一头钻进了窑洞。难道这毛太阳是山顶洞人投胎转世,他其实是怕国军飞机来轰炸,说到底就是贪生怕死,抗战中他上过前线吗?和无数次亲临前线的老蒋比比,究竟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可怜那些死去红军战士,连个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成批的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你见过哪块纪念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吗?可以说红书只是一本歌颂伟大领袖和红军首长的传记,长征只是他们的建功立业,驰骋疆场的一段宣言书,开幕曲。厉害的还在后面呢,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些无神论者,学红毛子俄国搞了块无名碑。其实心里根本不信这个,那些贡献出大批革命战士的革命老区,到现在还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那些牺牲了的红军将士的父老乡亲在49后,他们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木有?还不是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挨饿受穷。

      红九军团被谠中央如此折腾了一下,成了一支士气低落的残军,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被改编成红三十二军。军长依然是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在四方面军给予补充了一部分兵力弹药后,才勉强凑够两个团,共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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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花絮: 民国演艺界







      现在很多人认为演艺界都不是好东西,良知扔脑后,把一个利字摆心间,一群穷奢极欲,贪图富贵的直立动物!那龙哥自从成为了谠国宠物,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
      中国电影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这座大都市也是当年名至实归的东方好莱坞。。一批民营电影公司创作出来的影视产品成就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举世瞩目。所以要记住,中国近代也曾有过文化输出,中国电影不但占领了东南亚市场,甚至远销欧美,那时的艺人可是非常讲艺德的,梅兰芳抗日期间不上舞台就是一例,再介绍位传奇人物——李霞卿,李霞卿,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富商家庭,1926年,其父在上海与他人共同组建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李霞卿在民新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玉洁冰清》中担任女主角的妹妹,演出很成功。此后,在《和平之神》、《海角诗人》、《天涯孤女》、《五女复仇》、《西厢记》、《木兰从军》等影片中担任主角或重要配角,成为名噪一时的影星。
      1929年,民新影片公司并入华联影片公司后,她便结束影星生涯,和新婚丈夫一道去欧洲,先在英国一间私立学校读书,后入瑞士日内瓦康塔纳飞行学校学飞行。1936年,她在上海作精彩的飞行表演,引起轰动。同年,她又在国内作了从上海到湛江、北平到成都的两次长途飞行。
      1939年初,应美国援华药物局的邀请,她驾驶“新中国精神号”的单翼轻型飞机,访问纽约、华盛顿、巴梳、圣地亚哥、盐湖市、洛杉矶等大中城市,开展广泛的国际援华抗日活动。每到一处,都受到华侨和当地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1940年,她驾机飞往南美洲一些国家进行抗日宣传募捐。在秘鲁,她驾驶军用飞机作了长达1个小时的飞行表演,募捐4万元。秘鲁航空部长前往观看,为她的演技拍手叫好,并赠给她一枚航空金质徽章。
      1940年3月,美国《远东》杂志记者对她进行专访,问她驾机单独远飞是否是冒险的问题,她回答:“面对侵略,中国为了图存,我们正在忍受着苦难”。“所有的中国人,不论在国内或在世界各地,为了祖国,是很少想到危险的。”
      中华有这样的好女子,德艺双馨的名演员,幸甚至哉!看看今日,实在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惑。。
      也有投身革命的,关露、黄慕兰、英茵、沈安娜。。这些革命女性49年后,不妨百度一下。还有蓝苹,原名李云鹤。1935年1月到北平与黄敬(俞启威)同居,改名蓝苹;1935年9月与唐纳上海同居,次年4月结婚,6月谎称母病离沪到天津找黄敬;1937年6月与章泯同居;1937年7月赴延安,化名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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